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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口供在贿赂案件侦破中的价值

吴明磊


贿赂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较难查证的犯罪。从我国检察机关侦查贿赂犯罪案件的实践来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于突破案件至关重要。通常的办案方式是：侦查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即展开初查，掌握一定线索后即直接向被举报人进行面对面的调查。这种调查的后果是，如果能获得被举报人的有罪陈述，则立案；面对面的调查成为讯问，讯问所得口供成为下一步搜查、取证的线索和根据；如果不能获得被举报人的有罪陈述，除非有其他确实的证据，一般情况下不予立案。可见，司法实践中，口供是侦破贿赂案件的突破口。没有口供，不仅侦查工作将难以进行下去，甚至连立案都成问题。

对于检察机关的这种办案方式，有学者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实现反贪侦查模式转换的问题。该观点将侦查模式分为由供到证和由证到供两种，认为由供到证侦查模式是封建制度下靠口供定案的产物，是落后的、存在着严重弊端的一种模式。而由证到供侦查模式则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在实行的先进的侦查模式。该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反贪侦查模式是由供到证式的，既违背了刑事诉讼的规律和原则，也不符合现代人权保障思想，必须实现向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换。[1]

笔者认为，我国现实的反贪侦查工作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在获取口供的方法上以及对程序的执行上都有许多值得探讨与改进之处，如取供方式落后、直接或变相延长对犯罪嫌疑人传唤时间等。但这些是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并非是侦查模式上的问题。就我国现行法制条件而言，口供在侦破贿赂案件方面的价值和作用是不容质疑的。并且，那种将侦查模式划分为由供到证和由证到供两种，并据以否定现行反贪侦查模式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符合实践情况的。

一、从侦查手段上讲，这种以获取口供为主要侦查手段的模式是我国现行法制下唯一的选择。贿赂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隐蔽性强，除当事者外，犯罪行为一般不为人所知，并且缺乏实物证据来予以证明。这一特点决定了查证这类犯罪实属不易。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反贪侦查工作来看，一般是以取“实时证据”为主要的侦查手段。所谓“实时证据”，是指通过采取窃听、跟踪、设置“圈套”、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通过前摄性而不是反应性调查获得的与犯罪同步的证据。[2] 这种侦查模式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亚洲的新加坡、我国的香港等地逐渐形成并确立。最初也是最著名的案件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78年实施的“阿伯斯坎” (Abscam) 行动，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秘密线人化妆成一位富有的阿拉伯酋长，诱使多名资深政客接受他的贿赂，他们的一切言行全部被联邦调查局摄入镜头，成为对他们起诉的直接罪证，最后对六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提出起诉并判定他们犯有受贿罪。[3] 在英美等国，之所以采取这种侦查措施，是因为他们普遍认识到，贿赂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的犯罪，很难取得令法庭满意的证据，因此只能依靠技术侦查和“秘密渗透”的手段。虽然这种手段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强烈的批评，被认为是“严重地侵犯人权”，但司法部门坚持认为，“官员们关在办公室里密谋贪污的勾当，只有用秘密摄像才能进行观察”，“对官员的贪污必须使用新的手段才能查清情况，掌握证据”，并表示要继续进行下去。[4]

但在我国，主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的检察机关并没有法定的技术侦查手段，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是规定在1993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中，而非《刑事诉讼法》中的。因此，检察机关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取得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同时，与许多国家相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不仅没有沉默权，相反却有如实供述的义务，既然有此规定，侦查机关以获取口供为主要的办案方法就自然成为现实的选择。

二、将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定性为封建的、落后的侦查模式并无科学的根据。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是先取得口供再取得其他证据，还是先取得其他证据再取得口供，是由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有的案件若在取得口供之前先取得其他证据往往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侦破案件只能靠获取口供。这一点，即使在特别强调保护刑事被告人权利，赋予其沉默权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刑事司法界著名学者之一的弗雷德.英博教授就认为，“犯罪侦查的艺术和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能在案件哪怕是大多数案件中通过查找和检验物证来提供破案线索和定罪依据的程度。在犯罪侦查中甚至在最有效的侦查中，完全没有物证线索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而破案的唯一途径就是审讯犯罪嫌疑人及询问其他可能了解案情的人。”英博教授还列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以口供来破案的数起案件，以此证明他所持观点的正确性。[5] 可见，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是不能与封建的“口供中心主义”和“罪从供定”划等号的。在封建时代，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赋予其极大的证据效力，为取得口供，不惜允许使用刑讯逼供的方法。而在现代法制国家，虽然也重视口供的作用，但对取供的方法和程序、口供的证据力都有许多限制性规定，如英美等国的反对自证其罪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我国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原则，等等。而且，各国都特别强调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口供等证据，这才是封建法制与现代法制在对待口供问题上的根本区别。这一区别是与由供到证还是由证到供不相干的。

三、贿赂案件的立案模式和线索特点决定了口供在侦破案件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因此，刑事案件的立案模式有两类：一类是发现犯罪事实而立案，也即因事立案。这类案件虽然一般不知犯罪嫌疑人是谁，但犯罪事实却是清楚的，一般也都有显露的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如杀人、放火等案件大都属此类。另一类是因发现犯罪嫌疑人而立案，也即因人立案。这类案件虽然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但犯罪事实却是不清楚的，如普通刑事案件中的指认、告发案件即属此类。贿赂案件因其绝大多数是由举报而发案，而举报的对象一般是明确的，举报的犯罪事实是不明确的、待查的，所以也属此类。因事立案型案件其侦查人员最先接触的是“事”，并围绕着对事的调查而掌握相关的物证、书证，其侦查目的是发现犯罪嫌疑人，所以，是取证在先取供在后。而因人立案型的案件，其侦查人员一开始就面对的是“人”，虽然并不一定非得从“人”入手，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但毫无疑义的是，讯问并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对于这类案件的侦查至关重要。也可以这么说，以人立案的模式决定了这类案件必须较早地接触犯罪嫌疑人，以获取口供。从贿赂案件的线索特点来看，贿赂犯罪本来就是行受贿双方当事人幕后进行的交易，缺乏相应的证据，而作为线索来源的举报，因受举报人知情程度的限制，所能提供的证据就更少。在难以取得其他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先取得口供再围绕口供所提供的线索来侦查取证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四、从实际的办事效果来看，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并不比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为差。相反，由供到证的效果往往优于由证到供。这是因为，在由证到供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常常会先入为主，为使口供能符合已经取得的其他证据，往往会采用一些违法的手段，甚至是逼供、诱供的手段。这种情况下，没有犯罪经历的被审讯对象所作口供只能是靠审讯人员的提示而作出，审讯人员掌握什么情况，被审讯对象就供述什么。如某案中，侦查人员在A公司查账时发现账目中记明曾送给B单位的陈某2000元人民币。侦查人员在向A公司的会计和业务员核实后，便传讯陈某。审讯中侦查人员采用了威胁、引诱的手段，陈某被迫承认受贿2000元人民币。而实际情况是，帐目中的这一笔支出是会计为掩饰短款问题，与业务员合谋后所写，根本没有向陈某行贿一事。陈某交待事实与A公司会计、业务员一致，完全是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顺杆爬”的结果。与上述由证到供情况相反，在由供到证情况下，根据口供提取的其他证据则一般比较可靠。如某案中，李某供述曾收受A公司所送瑞士梅花表一只，松下录放机一台，侦查人员根据李某供述，到A公司和李某家中提取了相应的书证、物证。本案中，由于侦查人员在李某供述之前并不掌握李某与A公司的关系，也不清楚李某家中物品情况，所以无法进行诱供，口供的真实性就比较强。由以上两案可知，以口供来突破案件，其办案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参见樊崇义、陈永生：《论反贪侦查模式的转换》，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2日第3版。
[2]参见[英]斯蒂芬.莫尔著，李峰等译：《权力与腐败》，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3]参见劲锷编著：《CIA与KGB—美苏国家安全机构纵览》，金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
[4]同前，第167页。
[5]参见[美]弗雷德.英博著，何家弘等译：《审讯与供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关于落实“三防一保”加强对联行工作管理的通知
中国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分行：
根据公安部通报，近来在金融系统接连发生诈骗、盗窃、抢劫等刑事案件，使国家财产及员工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危害。最近总行《关于加强“三防一保”工作的紧急通知》已于12月9日以中机电（94）203号发电各行。为了落实总行上述通知精神，特别是在元旦、春节两节期间
，严防不法分子乘机作案，保障联行资金安全。现就有关加强联行管理工作特再重申如下：
一、加强内部控制，健全监督机制
联行往来制度中明确规定：联行报单、联行章、联行密押必须要实行“三人分管”。联行报单为重要空白凭证，必须要由专人保管，应建立报单领用销号登记簿，采取每日使用后逐笔销号办法，由领用人、使用人签章证明。对于作废的报单，应加盖“作废”戳记后，作为当日联行科目
有关传票的附件或单独装订保管，不得撕毁或丢弃。联行章由专人严加保管锁牢，做到用时取出，用后立即锁入保险柜中，不得随意搁置。联行密押严禁抄录、复印，一旦发生泄密，应立即报告上级行，由上级行主管行决定是否更换新的密押。分管密押的人员应相对稳定，以免知道密押的
人过多。应建立重要凭证、章押临时交接登记簿，交接时要有移交人、接管人和监交人的签章证明，鉴于联行工作的特殊性和安全性，各行应配备足够的联行人员，保证有效的内部控制的实施。各行处不能以任何借口，而发生一人兼顾多项联行工作的违章操作现象，严格执行业务分工的有

关规定，发挥内部制约作用。
二、严格执行有关联行业务的各项规章制度
1．必须坚持复核制度。每笔业务必须经经办、复核两人或两人以上人员签章。业务量较多的行，应设置专职复核人员，业务量较少的行，亦应设置兼职复核员，坚持当日结帐，总分核对，由会计主管签章证明。
2．正确执行联行章、联行密押的使用规定。加盖联行章，应使用印泥，力求盖印清晰，颜色鲜明，管章人员必须清楚联行章的使用范围。管押人员必须清楚密押的编制范围和编押起点，特别注意：凡收款人为私人的邮划贷报，使用字号为个体工商号的长城卡异地转存款业务，一律应
加编密押。收报行对上述报单漏编密押的，一律不得解付。
3．重申银发〔1987〕115号文的规定：各级行在办理电报汇款业务时，应与所在地邮电局建立固定的业务关系，银行向邮电局交送汇款电报和联行信件应固定专人，并制发交发汇款电报的专用证件。银行办理汇款电报使用“Ｋ”报类，汇入行收到邮电局投送的汇款电报时，必
须加强对电报的审核工作，发现汇款电不是“Ｋ”字报单，不得解付。
4．对补制全国联行报单（包括人民币报单）的规定如下：
（1）收报行在经过认真查找之后，证实确未收到电报时，经主管会计负责人同意，可要求发报行重发电报。未收到邮划报单的，须先查询发报行是否确已发出，以及发出的日期和挂号信号码，待收到回复后，根据发报行提供的日期和挂号信号码查看保存的收信记录单，如确未收到该
挂号信，应告知发报行向邮局查询，如已收到该挂号信则应认真核实报单笔数与信封封面所登记的笔数是否相符，检查信封内是否有遗漏报单。经过查找仍未找到报单的，应用信函说明详细情况，经主管会计负责人签字后寄发报行。
（2）发报行接到其他行处要求补发电划报单的查询书或电报时，先翻查卡片帐，证实确系本行发往该行的电划报单，再查清电报是否漏发、误发，如为漏发或虽未漏发，但收报行确实没有收到，可根据原电稿留底重发，同时在电文开头注明“应你行要求补发×月×日电报”字样。在
补发报的卡片帐上注明“已于×月×日重发电报”，并把收报行要求补发的电报查询粘在卡片联后面。
（3）发报行收到要求补制邮划报单副本的信函，经审核是否有主管负责人的签字，查找报单下落的过程是否已清楚，经过审核，确实需要补制邮划报单的则根据卡片帐重新填制邮划报单一至三联及附件，将报单号码改为原报单号码，在原卡片帐联上注明“×月×日已补制单付本”，
并把收报行要求补制报单的信函粘在原卡片联后面。补制的报单第一联写上“报单抄本，请勿重复”字样，加盖联行公章后寄收报行。
5．必须建立各种登记制度。
（1）联行报单领用销号登记簿。
（2）联行密押代号表使用保管登记簿。
（3）联行报单、章、押临时交接登记簿。
（4）联行文件传阅登记簿。
（5）联行来帐登记簿。
（6）查询查复登记簿。
三、加强联行检查，严禁违章操作
从联行发生的案件看，有章不循、违章操作，制约机制不落实是当前管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联行作为一个重要部门，防止和降低差错率和发案率，除提高人员素质外，在对待业务尤其帐务工作中，要加强对实时性的有效检查，把联行工作视为重要的管理监督工作之一。首先各级领导
要充分重视，包括思想教育和人员素质的考查，提高联行人员的防范意识，发现事故苗头，必须及时解决，对有问题的人员要马上调离出联行重要岗位。其次联行检查的重点，除了按制度的要求检查外，还要注意在业务操作程序中发现问题，如“收报行收到电报后，应先抄制电划补充报单
后，再核押”；还有“发报行接到对方查询时，应调阅出原始的业务凭证或卡片帐为根据，再正确查复，而不能以收到的查询为依据，避免错上加错”。这些环节的疏漏，都有可能给我行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凡工作程序不当的行处，必须马上纠正过来。
四、加强对帐监督，重视查询查复工作
联行对帐是检查联行往来帐项处理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保证联行往来正常运行的中心环节。不论是全国联行往来，还是省辖联行往来，各级行处都必须充分重视联行销帐工作，尤其是对于未达帐项的查询查复工作，各级行处必须抓紧，不可忽视，不能以任何理由积
压联行报单不转帐。冲帐必须要有查询、查复书作为依据，按原报单号码填制与原会计分录相反方向的报单一至三联冲正，并注明“冲×月×日重复报单”字样。联行往来中的差错处理，原则上由上级帐务监督行进行协调，由错误发生行进行冲正。对于销帐中发现的无头报单或非正常报单
，必须要引起警惕，及时清查。各级行处在处理查询查复工作中要认真负责，在规定期限内发生查而不复，互相推诿、扯皮或答复不负责任而造成后果的，要严肃处理。
几年来，对联行工作的管理，在各行处都有所加强。大部分分行都能按照总行的规定，由会计部门管联行，不仅是管理联行帐务工作，而且把对印、押章等工作的管理及汇差资金的检查监督等工作，都统一管理起来，使“联行会计”其管理和监督的职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加强，有利
于我们建立更严密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使防范联行案件的工作制度化、系统化。
以上重申各点，请各行迅速传达到基层行处、各级领导、每位经办人，并做到认认真真地落实。



1994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