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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协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金融支持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银发〔2010〕271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两年来，金融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心系灾区，服务大局，以人为本，精诚服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对于促进灾区灾后生活生产秩序逐步恢复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目前，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还处在关键阶段。为了进一步扎实做好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保持对灾区金融支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对灾区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灾区各金融管理部门和各金融机构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扎实抓好灾后重建各项金融支持与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人民银行在灾区的各级分支机构要会同有关部门对灾区金融支持灾后重建的相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对国家已经明确的政策措施，要积极加强督导协调，保证落实到位；对根据灾后重建工作实际进展需要相应调整、完善和重新制定的措施，要积极主动地扎实推进。灾区以外的金融机构要按照国家灾后重建规划要求和援助承诺，善始善终地做好金融对口支援。各金融机构法人要加强统筹协调，合理摆布信贷资金，支持灾区金融机构合理发放灾后重建贷款。各金融机构在保持对灾后重建金融支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要因地制宜，积极改进业务管理的方式方法，着眼于支持灾区经济自我发展提高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政策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全面提升金融支持灾后重建的服务品质和水准。

二、积极改进对灾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特殊人群的金融服务，加强灾区信贷结构调整和灾后重建贷款的贷后管理

各金融机构要将金融服务的重点进一步向灾区的基础设施、农业、中小企业、生态环保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倾斜，充分发挥金融职能作用，促进灾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积极支持灾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和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创新契合灾区特点的保险业务品种，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人身和财产保险，完善对灾区的保险服务，扩大灾区保险覆盖面，提高灾区保险保障水平。认真落实《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关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金融支持和服务措施的意见》（银发〔2008〕225号），对灾区灾后重建住房信贷保持实施优惠政策。在有效防范信贷风险的基础上，鼓励金融机构大力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积极改进和完善灾区扶贫贴息贷款、助学贷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林权抵押贷款、农房重建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与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贷款管理，努力提高贷款的覆盖面、满足率和服务效率，合理确定贷款的利率、期限和偿还方式，进一步做好对灾区贫困人口和灾区就业困难人员的金融支持和帮扶工作，切实抓好民生金融，为灾区群众多办善事，多办实事。

在合理增加对灾区信贷投放的同时，各金融机构要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市场准入政策，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把好信贷关，积极支持灾区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有效防止高耗能、高污染和落后产能及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向灾区转移。要密切关注和进一步加强灾区农房重建贷款的贷后管理工作，切实做好农房重建贷款的政策宣传和风险监测，引导灾区借款农户正确理解灾后农房重建贷款政策，及时主动归还贷款。

三、着力推进灾区金融机构自身恢复重建，促进灾区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

灾区各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对灾区金融机构基层网点布局、恢复重建进度和当前业务经营情况要进行一次全面摸底调查。对列入灾后重建规划、目前尚未开工重建的基层网点和基础服务网络，要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为金融机构恢复重建提供选址、用地和重建资金等服务便利；对需要调整网点布局和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新建的网络，要及时按程序报批；对灾区金融机构基层业务人员和新录用人员，要加强业务培训。对灾区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要加快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规划和网点建设落实工作。

支持符合条件的灾区金融机构通过发行次级债、金融债等工具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和服务灾后重建的实力。对灾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可比照对灾区农村信用社的有关重建政策执行。在2011年6月30日前，继续对灾区地方金融机构法人执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在此期间若逢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对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暂不执行；根据灾后重建实际需要，适当增加灾区支农再贷款额度，并对这类再贷款利率继续执行比正常支农再贷款利率低1个百分点的优惠。积极支持灾区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入全国同业拆借网络。对灾区业务经营稳健的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适当放宽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监管指标要求，支持其扩大对灾区的信贷投放。鼓励灾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出资建立灾后重建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合理分散金融机构贷款风险。各金融机构要认真总结金融支持灾后重建经验，加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把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优秀精神发扬光大。

四、大力加强灾区信用体系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增强灾区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

进一步抓好灾后重建贷款“四不政策”后续落实工作，稳定政策预期。各金融机构对灾区灾前已经发放、符合“四不政策”条件的贷款要进行一次全面摸底，并于2010年10月底前，将灾区执行“四不政策”的个人和企业客户的贷款数额和贷款质量等情况向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报告。对已经执行“四不政策”、目前仍未按期归还的贷款，各金融机构要充分考虑借款人的实际情况，积极采取多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效方式和措施实施贷款重组；对已经归还的贷款，要按规定将相关贷款要素信息及时、准确录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对符合贷款减免和核销规定的，要严格按照程序和条件进行贷款减免和核销，并进一步做好贷款清收管理和资产保全工作，切实维护金融合法债权，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金融风险。对灾区近期遭受山洪泥石流严重侵袭的灾后住房重建贷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于全力做好甘肃、四川遭受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地区住房重建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226号）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灾区各金融管理部门和各金融机构要通过多种新闻媒体，进一步加强灾后重建金融支持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工作，正确引导居民预期，增强社会守法诚信意识。要把加强灾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生态建设作为金融支持灾后恢复重建的长期制度安排和当前的重要工作，完善体制、机制和管理政策，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制，切实抓好落实。积极发挥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作用，建立健全守信者光荣、失信者受惩戒的制度约束和长效机制。

五、进一步加强灾区金融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和灾后重建基础数据信息统计报送工作

继续加快灾区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入支付清算系统，扩展和延伸支付清算网络在灾区的辐射范围。加大灾区自助取款和销售终端设备的合理投入。支持灾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加快运行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和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进一步完善利用国库系统点对点向灾民发放资金等金融服务。加强灾区金融基础服务网络系统备份建设，全面提高灾区金融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和服务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灾区各金融管理部门要注重加强灾后重建信息沟通交流，探索建立跨部门协调合作机制，定期讨论会商金融支持灾后重建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按季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灾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指定专人负责灾后重建数据信息统计，明确责任，并于每季15日前（遇节假日顺延）按时统计和报送金融支持灾后重建相关数据信息。

请灾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联合当地相关部门尽快将本通知发至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并协调做好政策贯彻实施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　　　　　　　　　　　　　

银　监　会

证　监　会　　　　　　　　　　　　　　

保　监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从“高晓松醉驾案”谈“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最近，因“危险驾驶罪”是否一律入罪的问题，包括人民日报、京华时报、检察日报、新浪网在内的多家媒体竞相报导，而包括法官、法学教授、律师及普通网民在内的各群体的看法也可谓是“百家争鸣”。前不久，笔者也特意写了一篇博文《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以阐述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该博文部分观点随后被有关媒体引用。笔者对于“危险驾驶罪”是否一律入罪的问题不再赘述，现主要阐述“因醉酒驾驶问题涉嫌的‘危险驾驶罪’中存在的共犯（本文中“共犯”均指“共同犯罪”）问题”。

所谓“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即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参加共同犯罪时，不论其分工如何，参与程度如何，所有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总是有机联系的，在整个犯罪的链条中，这些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实行行为与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等构成的共同犯罪。

现结合高晓松醉驾案进行分析：

一、假设与高晓松一起喝酒的朋友A先生在明知高晓松开车前来时主动劝其喝酒，且在高晓松准备开车回家时未加以阻止，从而发生被判“危险驾驶罪”的情况下，A先生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笔者认为，A先生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其劝酒行为应该属于高晓松“危险驾驶罪”的帮助行为，属于帮助犯。帮助行为，是指为其他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

首先，从主观方面分析，A先生明知高晓松开车前来，也应知高晓松有开车回去的可能而劝其喝酒，并在明知高晓松驾车回家的情况下未加以阻止，从而放任了其危险驾驶罪的发生，在刑法理论上可以称之为“间接故意”。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有意放任，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不包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放任是以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具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种或然性为前提的，如果行为人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结果而又决意实施的，则根本不存在放任的可能，其主观意志只能是属于希望结果的发生的直接故意。

其次，从客观方面分析，A先生确实实施了劝酒行为，并对高晓松醉酒驾车行为起到了一个推动或者帮助的作用，且在其醉酒驾车时未及时阻止，置该醉酒驾车行为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

再次，从犯罪客体方面分析，A先生所帮助的实行行为（即高晓松的醉酒驾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为公共安全（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综上分析，A先生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但由于A先生在该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性的作用，属于从犯，根据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假设高晓松的朋友B先生做东请高晓松等二、三个好友一起喝酒，但B先生并未劝酒，只是在高晓松醉酒之后将其送上车或者目送其开车回家，B先生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笔者认为，B先生也应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

理由为：B先生在客观上为高晓松的醉酒行为提供了帮助，而且喝酒的人数少，B先生应尽到注意的义务。而B先生在明知或应知高晓松醉酒的情况下开车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即会触犯“危险驾驶罪”）而未加阻止或将其送上车，说明B先生在主观上应当知道这种犯罪行为会发生但却放任（或希望）这种犯罪行为发生，主观上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故意。

结束语：

中国的酒文化博大精深，俗话说：“无酒不成席”。但是笔者认为：无酒虽不成席，但因为喝酒开车丢了性命或者使他人丢了性命，那都是让亲人痛不欲生的事情。正所谓“司机一滴酒，亲人一滴泪”。

醉酒驾车是否一律入罪，如今已成为大家谈论的焦点。那么我现在想提醒的是：请勿将醉酒驾车的责任让驾驶者一个人扛着，如果您是他的朋友，在他喝酒时您就应该及时制止，或者在他喝醉酒开车时也要极力制止。不管您是否真的会构成犯罪，但他毕竟是您的朋友。


作者：北京市博颢律师事务所 徐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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