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委、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发布《全面消除和杜绝中小学危房的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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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阳泉市委办公厅 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阳办发〔2001〕58号


中共阳泉市委办公厅
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阳泉市市级党政机构改革中人员分流实施办法》的通知

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将《阳泉市市级党政机构改革中人
员分流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在机构改革中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阳泉市委办公厅
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ＯＯ一年七月十六日

阳泉市市级党政机构改革中人员分流实施办法

为保证市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按照中央、
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市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中人员
分流实施办法。
一、人员分流安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人员分流的指导思想是：按照《阳泉市市级党政机构改革方
案》总体要求，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调整和
优化机关人员结构，加强职业和岗位培训，开发人才资源，使分
流人员各尽所长，各得其所，更好地发挥作用。人员分流安排要
有利于精兵简政，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充分发挥机关各类人才
的潜能和优势；有利于机构改革的平稳进行；有利于建立一支高
素质、专业化的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者队伍。
人员分流的基本原则是：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
优化结构。带职分流，即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分流安排的人员保留
原职级待遇；定向培训，即对分流的人员进行市场经济发展急需
的专业知识正规培训，为走上新岗位做准备；加强企业，即从分
流人员中选调定向培训后的人员充实工商等企业；优化结构，即
通过人员的分流安排，改善机关、事业、企业基层干部的年龄结
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从而提高各类在职人员的整体素质。
二、人员分流安排的主要途径
（一）年龄在45周岁（含）以下，文化程度不达大学专科以
上学历的人员，原则上应分流。
（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
的，或丧失工作能力的，应当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
周岁，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或不论年龄大小工作年限满30年
的，本人提出要求，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
党政机关中的工勤人员，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的
一律退休。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的可以提前退休。
到2001年6月30日，县级干部年满55周岁的提前离岗。
（三）择优选派一批年富力强、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能
力、符合条件的人员，充实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领导班子
或其它岗位。
鼓励和支持党政机关现有人员创办、领办、承包、租赁各种
经济或服务实体，兴办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
等中介组织及从事第三产业。
（四）鼓励年龄在45岁以下的人员到高等院校、行政学院进
行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教育或进行专业培训。有条件的可先确定接
收单位，再组织学习培训。
（五）按照《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经本人申请、
组织批准，允许党政机关中现有人员辞职。
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对擅自离岗或不服从组织安排并经教育
无效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辞退的规定予以辞退。
三、人员分流安排的相关政策
（一）这次机构改革的分流人员保留原职级待遇。分流到企
事业单位的，按所到单位同等条件人员确定工资标准，新确定的
工资标准如低于原工资，可将其原工资额就近就高套入所到单位
的工资标准。
（二）分流到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对原已取得
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可直接聘任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需
晋升或初次评审的，可参照新单位中同等学历、同等资历的人员
所具备的任职资格，直接评审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
审中外语条件资格可适当放宽。聘任时可不受单位职数指标限制。
（三）分流到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同新单位职工一样实行养
老保险制度，其分流前的工作年限由社会保险机构确认，视同养
老保险缴费年限。具体操作办法由市社会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另
行研究制定。
（四）尚未按政策规定购买住房的分流人员，可按房改政策
购买现居住的住房。购房面积控制标准可按其分流时的职务确定。
如不愿购买时，在新接收单位未安排住房前可以继续租住。
（五）参加学历教育和培训的分流人员，在学习、培训期间
享受国家规定的在职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占编制，工龄连续
计算，人事行政关系由所在单位管理。学习、培训的费用按照国
家和省的有关政策执行。对正在自费参加国家承认的学历教育（包
括大学本科、研究生）的分流人员，从分流之月起享受分流人员
政策，其学习的费用也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执行。学习和培
训结束后，由行政关系所在部门负责推荐介绍工作单位，也可自
愿到人才市场择业。今后市直党政机关职位产生空缺而需通过公
开招考录用补充工作人员时，对经过学习培训、符合职位要求的
分流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六）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少数增编或空编的机构，确需补
充工作人员时，应主要从市直机关符合岗位任职资格条件的分流
人员中通过公开竞争上岗的办法统筹补充。
有空编的事业单位要积极接收安排分流人员，已满编的自收
自支和差额补贴事业单位接收分流人员，编制部门可适当调整增
加编制。
（七）这次机构改革，在按规定提前退休的人员中，凡提前
1—2年的增加一档职务工资；提前3—4年的增加两档职务工资
和一个级别工资；提前5年以上的增加三档职务工资和一个级别
工资。
（八）机关工勤人员提前退休的，提前1—2年的增加一档技
术等级工资；提前3—4年的增加两档技术等级工资；提前5年以
上的增加三档技术等级工资。
（九）提前退休的工龄和退休费比例按达到规定退休年龄时
间计算（病退人员除外）。办理提前退休的人员，可按规定退休的
年限，由单位提前支付应由单位承担的住房公积金，其费用由单
位核定后报市财政列支。提前离岗的人员，住房公积金可按规定
比例缴至正常退休年龄，到龄办理退休手续时连同财政补贴部分
一次性结清。分流人员的住房公积金随其工资关系转移，涉及其
它具体问题，按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十）到2001年6月30日，任正处级职务10年以上或正、
副处级职务合并任职15年以上，且工作年限满30年以上、年龄
满50周岁以上的，提前退休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可比照省有关政
策执行；任副处级职务10年以上，且工作年限满30年以上、年
龄满50周岁以上的，在提前退休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可比照正处
级提高生活待遇。
(十一) 到2001年6月30日，任正科级职务10年以上或正、
副科级职务合并任职12年以上，且工作年限满30年以上、年龄
满50周岁以上的，在提前退休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可比照副处级
提高生活待遇；现任副科级8年以上或本人职务为科员的，且工
作年限满30年以上、年龄满50周岁以上的，在提前退休并办理
退休手续后，可分别比照正科级或副科级提高生活待遇。
(十二) 对提前离岗的人员，免去现任职务，不占编制，仍由
本人所在单位管理。提前离岗人员应享受国家规定的在职人员的
工资福利待遇，正常调资升级不受影响，达到退休年龄时再办理
退休手续。11:24 01-7-20
(十三) 对辞职人员，可一次性发给相当于本人5年基本工资
的辞职补贴，经费由原单位向市财政申请专项划拨。辞职人员的
档案移交市人才交流部门管理，并由本人原在单位负责一次性交
清5年以上管理费用，满5年后档案管理费用由辞职人员负担。
辞职人员领取辞职补助费后，5年之内原则上不得参加行政
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公开录用。如工作特殊需要而被机关事业单
位录用，需扣除相应的辞职费。辞职人员在企业重新参加工作，
由市人才交流部门负责办理有关手续。辞职人员重新参加工作后，
其原有工龄可以前后合并计算。
(十四) 对新创办、领办、承包、租赁各种经济或服务实体及
中介组织和第三产业的，三年内其工资仍由原单位发给，满三年
后，原单位工资基金和工资总额即予核减。行政关系在人员分流
时即转入本人所到单位或人才市场。
对于自谋职业的分流人员，工商部门按规定优先办理执照登
记手续，税务部门比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照顾。本人经办企业或
实体所需经费如有困难，市财政可给予一定的支持。
(十五) 根据省委办公厅晋办发[2000]29号文件精神，凡1998
年以来（含）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到党政机关工作的，非本人原因，
不得作为分流对象而进行分流。
(十六) 本次机构改革分流人员分流到什么单位，即按什么单
位的性质重新确定工资标准。分流到企业的，经市劳动部门审核，
按照同类企业工资标准执行。分流到事业的，经市人事部门审核，
按照同类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重新核定。对于分流到国有企业的
人员，给予不超过三年的适应期，在适应期内不得列为下岗人员，
也不得降低本人工资待遇。对于分流到事业单位的人员，在一定
的期限内也应予以适当照顾，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十七) 凡在机构改革中因各种原因被辞退的，不得享受分流
人员的政策待遇。被辞退后的待遇问题，按照或参照国家人事部
《国家公务员被辞退后有关问题的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十八) 本次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单位和范围，要严格按照机
构改革方案所界定的范围执行。本实施办法所规定的各项政策仅
适用于这次机构改革期间。
四、人员分流安排工作的组织实施
这次机构改革精简力度大，分流人员多、任务重，各部门、
各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保证积极稳妥地完成人
员分流工作。
（一）县级干部的分流，由市委组织部负责统筹安排；科级
及其以下人员的分流，由各单位负责，市人事局负责综合协调。
各部门的一把手为本部门中人员分流的第一责任人。撤销的部门
其行政职能划归哪个部门，由哪个部门负责人员分流安排工作。
（二）各部门的“三定”方案确定后，在明确留岗和分流人
员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具体可行的人员分流安排实
施细则，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人员分流安排工作。党
群部门和政府部门人员分流安排实施细则要分别报市委组织部和
市人事局备案核准。
（三）对分流人员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进行
理想信念教育和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正确对待个人工作岗位的
变化，服从组织安排。对暂时还未安排的分流人员，由各部门相
对集中管理，要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妥善解决他们的实
际困难。
（四）认真做好工作衔接。在机构改革和人员调整期间，各
部门要认真做好工作的衔接和过渡。分流人员离开原单位、原岗
位时，要及时做好交接工作，办理好技术资料、文件、档案等方
面的移交手续，确保不泄密、不流失。要严格组织纪律和工作纪
律，做到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各接收分流人员的单
位，要从大局出发，高度重视，认真做好分流人员的工作安置。
要鼓励和支持分流人员二次创业，并创造条件、开辟渠道，充分
发挥分流人员的聪明才智。
（五）人员分流工作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在人员定岗和
分流工作中要坚持党性原则，严守组织人事纪律。要公道正派、
秉公办事，严禁主观武断、个人意志。要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接
受群众监督。人员分流要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分流
人员和定岗人员都必须及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示。重大事项必
须由党组（党委）集体讨论研究。
（六）人员分流安排工作完成期限为3年，有条件的部门要
尽可能提前完成。各部门的人员分流工作基本结束后，要组织有
关单位对各部门人员定岗和分流人员安排的情况及有关政策落实
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检察改革视域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郭欣阳. 国家检察官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在实质上建立并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总结实践试点的经验、吸取地方性立法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终于通过两个证据规定和 2012 年刑诉法得以真正确立。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应当就其在非法证据线索的发现、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和非法证据的审查等方面的活动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于 20 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并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所规定。我国在1996 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完善了有关防止非法取证的规定，但非法取证仍是过去十多年困扰各界的突出问题。为有效遏制非法取证现象，切实提升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司法改革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是各界共识。检察机关也积极推出多项改革措施，有力地推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本文将对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立法与实践做一归纳，并就检察环节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缘起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 43 条从根本上否定了非法取证行为，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所获得的非法证据究竟应该如何排除。程序性规范的缺失使得该条规定实际上沦为“纸面上的法”，在实践中无法得以实行。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 61 条界定了“非法证据”的内涵，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及其法律后果，因此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佐证。但由于缺乏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操作程序，该规定在实践中同样被束之高阁。

随之而来的日益严重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促使检察机关不得不对排除以“刑讯逼供”为代表的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取的言词证据采取更严格的态度。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 年制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高检规则》）第 140 条、第 160 条和第 265 条第一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负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2001 年 1 月 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重申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大对刑讯逼供行为的打击力度，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严格贯彻执行有关法律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是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不能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余地。”尽管该通知强调了坚决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收集的言词证据，但由于同样存在着缺乏程序性规定、粗糙、抽象等问题，因此其对于防止非法言词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成效并不大。

可以说，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 43 条虽然确立了严禁非法取证原则，但并没有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解释》和《高检规则》已经建立起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其法律效力有限，而且又将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限于言词证据，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未作明确规定，也未对非法取证的证明责任承担作出规定，导致实践中难以适用排除规则。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普遍存在着“只要证据是真实的，即使是非法收集的证据，也认可其证据效力”的做法，很少排除非法证据。这不利于禁止非法取证行为，无法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鉴于这种情况，我国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刑事司法机关都制定了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其中不乏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例如，湖北省 2006 年《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32 条规定：“（一）凡经查证确定属于采取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服用药物、催眠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二）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所作的陈述、证言、供述是以上列非法手段取得的，应当列举相关事实。有关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必须进行调查核实，如不能作出排除非法取证的合理说明，上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不能作为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据使用。（三）侦查人员使用足以使人产生犯罪故意的引诱或者劝说等方法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侦查人员获取的有关证据应予排除。”四川省 2005 年《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 23 条、江苏省 2003 年《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 52 条也有类似规定。

在全国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付诸阙如的情况下，各地司法机关自行“创制”的地方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对当地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作出了较好的回答，对于防止因为采信非法证据导致错案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些规定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是明确了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问题。由于刑事诉讼法对如何证明办案人员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刑讯逼供行为没有做出规定，实践中往往由后者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自身诉讼角色的限制，嫌疑人确实无法有效收集能证明自己受过刑讯的证据，因此非法证据并不能得到确认并排除。如此不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在地方性法规中得到改变，即由受害者承担存在刑讯逼供的初始证明责任，比如自己身体受伤，再由办案机关证明自己取证合法。如果办案机关不能证明取证合法，那么就推定存在刑讯逼供，因此取得的证据不得采纳。其二是进一步解释非法取证的手段和方式，将“侦查陷阱”作为非法取证的外延之一。尽管“侦查陷阱”是否是非法取证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论，但基于保护被追诉人权利的立场，通说一般将其视为非法取证，由此而获得的证据不得成为定案依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性文件并非完美无缺，其所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和司法解释相似，都没有解决非法证据的确切外延问题，而且对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问题并未实质性触及。但地方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大量涌现，无疑提高了中央和司法高层对该问题的重视，推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进程。

2008 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证明责任、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等。”2010 年 5 月 20 日，中央政法委第十三次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第五次专题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分别就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起草制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作了说明。2010 年 5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以下合称“两个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不仅强调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作了具体规范，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司法机关和侦查机关排除非法证据有了法律依据。2012 年刑事诉讼法大量吸收了上述规定的内容。

二、改革的内容和发展过程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情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从无到有也是建立在试点摸索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 2009 年，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就分别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和江苏省盐城市中院合作进行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1]对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

1．朝阳试点项目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的试点为期 7 个月，即从 2009 年 12 月到 2010 年 6 月。在课题组前期研讨、培训的基础上，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按照设想的程序对 80 起公诉案件联合试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按照试点内容，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起，也可以由检察院和法院发现后主动启动；程序启动后，由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召集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收集该证据的工作人员一起举行听证会，查明取证行为是否合法。如果确认取证行为不合法，则该证据不得用作起诉和审判的证据。针对检察机关获知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行为后工作相对粗糙的情况，该项目强化了对刑讯逼供举报的调查，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工作程序，包括建立档案、实施调查、作出报告等。该试点也在调查问卷、采集数据的基础上，制定出台《非法取证排除规则》（草案稿），在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试行。

2．盐城试点项目

为了有效监测和对比试点案件的各项数据，盐城中院未在全市法院全面展开试点工作，而是从全市九个基层法院中选择东台、射阳、滨海三个基层法院进行试点，试点为期 6 个月，即从 2010 年 5 月 28 日至 11 月 28 日。

在案件数据方面，盐城中院确定了两种分析模式：一是横向参照，分别将试点期间试点基层法院与非试点基层法院的案件，作为实验组和参照组进行比较；二是纵向比对，分别将试点基层法院在试点 6个月期间和试点前 6 个月期间（为统计便利确定为 2009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0 年 5 月 14 日）的案件，作为实验组和比对组进行比较。依据横向相比的结果，在试点期间，三个试点基层法院分别审结刑事案件225 件、245 件和 183 件，总数为 653 件；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案件分别为 11 件、10 件和 13 件，共34 件案件、36 名被告人。其中，申请动议被采纳而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分别为 5 件、6 件和 3 件，涉及被告人分别为 5 人、6 人和 3 人，共 14 件案件、14 名被告人。此间，三个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的案件数为 312 件，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案件 2 件，正式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案件中律师参与 8 件。而同期，其它六个基层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 1253 件，涉案被告人为 1960 人；其中，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共 8 件案件、8 名被告人。此间，六个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的案件数为 425 件，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案件为 0 件。纵向相比的结果为：试点前 6 个月，三个试点基层法院分别审结刑事案件317 件、288 件和258 件，总数为863 件。其中，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案件分别为1 件、1 件和0 件，涉及被告人分别为1 人、1 人和0 人，共2 件案件、2 名被告人。此间，三个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的案件数为 265 件，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案件数为 0。

为了检验试点工作实际成效，试点结束后，盐城中院对部分法官、检察官、警察和律师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情况表明：一是试点工作有效促成各方在证明证据合法性方式的问题上形成共识，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警察、律师，都认为证明证据合法性最为有效的方式是提供侦查讯问的录音录像，其次则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二是试点工作增强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意识，但出庭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调查结果显示，警察对出庭作证这种证明方式的心理接受程度较高，44 名警察中明确表示愿意出庭作证的人数达 36 人，比例为 81. 8%。对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否有利于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的问题，认为效果一般的法官人数居多，检察官和警察中虽然认为效果较好的人数及比例高于法官，但认为效果一般和没有效果的也占不小比例。可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实际效果尚未达到理想程度。三是各方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行性的认识有所提高，但检察官对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行性的认识程度偏低，低于法官、警察、律师等调查对象。

经过试点，课题组总结了试点的两大成效。第一，被告人的权利意识得以增强。经过试点法院在试点期间发放权利告知书等措施，被告人对自身的诉讼权利有了更好的了解，权利意识得以增强，能够更加积极地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从数据来看，三个试点法院在试点期间有 34 件案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率为 5. 2%，而同期其它六个基层法院的申请率为 0. 6%，三个试点法院在试点前半年的申请率则为 0. 2%。可见，经过项目试点，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得到了明显提高。第二，律师参与诉讼的比例有所提高。三个试点法院在试点期间，律师参与的比例为 47. 8%，而同期其它六个基层法院律师参与的比例为 33. 9%，三个试点法院试点前半年律师参与的比例为 30. 7%。这说明，经过试点，被告人寻求法律服务的愿望更加强烈，希望借助律师的帮助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认定。但律师直接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很低，表明律师所起的作用并不理想，与被告人的预期尚有相当大的差距。

通过试点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既为后来两个证据规定乃至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的修改提供了实证素材，也为落实改革任务积累了经验。

（二）两个证据规定的改革内容

两个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改革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处理方式。《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 1 条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 2 条明确了处理非法言词证据的基本原则，即“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与之基本相似。同时，该规定还解决了非法言词证据是否一律排除的问题。非法言词证据包括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前者比如以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取得言词证据，后者主要指因侦查人员取证程序存在瑕疵而取得的言词证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明确规定，对于存在实体违法的言词证据一律排除，对于因程序违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需要侦查人员作出合理解释或者予以补正，否则予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