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对长江驳运船舶转运进出口货物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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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探微

孙竽1, 宋立军2

（1.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江苏 镇江 212003 2.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内容摘要：在我国，将社区矫正视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社区矫正性质应定位为：在社区中实行的，采用社会工作方法对矫正对象进行的矫正活动。
关键词：非监禁刑 社区矫正 行刑方式 社会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是目前最权威的概念。有人认为，这个概念是一个表述比较准确、内容比较全面，并且考虑了国际社会的做法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恰当地体现了社区矫正措施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1] 但是，该概念关于社区矫正是一种行刑方式的观点，却值得商榷。
一、 “行刑”与“矫正” 概念混同，是社区矫正行刑观产生的直接原因
按照罪犯是否被监禁来划分，“刑”可以分为“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目前从我国刑法体系看，非监禁刑有死刑（立即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而暂予监外执行，只是监禁刑的一种
变通，不应归为“非监禁刑”的范围。“行刑”也就是执行刑罚，有“罚”的意思在里面。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来说，对他进行“监禁”，就是行刑。如果不引进“矫正”这个概念，行刑当然可以采用模糊概念，即惩罚加教育。但是一旦引入“矫正”，就不同了。因为“矫正”更多意味着一种技术性的方法，因而不能把矫正与教育划等号。如矫正之中药物治疗的方法，无论如何也不属于教育的范畴。因而，我认为监禁期间既有“罚”又有“矫正”，执行“刑罚”的部分就是“行刑”。而监禁刑中只有“监禁才是罚”，其他的措施都是矫正。非监禁刑中也有“罚”，有的罚了后不需矫正，如单处罚金。有的既要“罚”又要“矫正”，二者不能混同。如剥夺政治权利，禁止行使政治权利是罚，其余就是矫正。在日本，“矫正”是作为“行刑”的上位概念使用的。其矫正机构包括行刑机构和非行刑机构。[2]在早期的行刑中没有矫正这个概念的。矫正的概念是由实证刑法学派的创始人菲利提出的，其矫正概念来自于治疗。[3] 矫正与行刑的区别主要在于，行刑侧重于惩罚，而矫正侧重于帮助和指导。要说清这个问题，还有必要说说“矫正”这个词。“矫正”在英文中是“correction”,意思是“使正确或更好”。而汉语中的“矫”与矫正有关系的意思有5种——古代一种揉箭使直的箝子；使弯曲的物体变直；纠正、匡正；抑制；勉励。其实“矫正”最早是医学概念，如“牙齿矫正”、“语言矫正”等，这是它的原有之意。后来这个词才引用到社会学领域。 “牙齿矫正”、“语言矫正”并不是惩罚牙齿和语言。同理，社区矫正也不是对罪犯进行惩罚。
从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试点情况看，社区矫正对象并非都是行刑对象，例如，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对象就不属行刑对象。
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较轻刑罚的罪犯，鉴于其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深、对社会危害较小，再犯可能性很小而适用的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刑罚制度与行刑是否为同一概念呢？我认为二者是不同的。从刑罚的实践看，缓刑应是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缓刑实际上是缓行刑，即定罪判刑却暂不执行。还有一种是缓判刑，即指对可能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定罪但暂不判刑。[4] 也就是说，缓刑就是不行刑。因而将缓刑对象视为行刑对象是不恰当的。我们只能说，缓刑对象是罪犯，但不服刑。并且，这种缓期执行，并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执行的可能性。这无疑从逻辑上证明了缓刑并不是行刑的一种方式。此外，根据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该法条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罪犯缓刑期间，公安机关只有考察权，而不是行刑权；二是“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即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执行原判的刑罚。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也不会将曾判缓刑的罪犯的再犯罪认定为一般累犯。瑞士的缓刑制度是这样规定的：“缓期执行有2到5年的考验期。此外，法官还可以对缓期执行者附加监督条件，提出在缓刑考验期犯罪人必须遵守的与其行为有关的要求。这些要求必须是确实有助于犯罪人避免再犯，可以指导犯罪人回归社会，而不应当是对犯罪人罪行的报应或变换的刑罚”[5] 1982年12月6日瑞士联邦法院(Bundesgericht)的一个判决就曾经认定这样的“要求”是不合适的。该案中，下级法院判令一位冒充顾客进商店行窃的妇女12日监禁刑，但缓期执行，其要求是该妇女在伯尔尼的一家医院无偿工作12日。联邦法院认为，该要求不足以发挥取代短期监禁刑的功能。在该案中，按照联邦法院的观点来看，下级法院对该妇女缓期执行的“要求”与她所犯之罪没有任何关系，因而对其回归社会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意义。因为把履行一定劳动义务作为犯罪人因所犯之罪而应当受到的刑事处罚，这是没道理的。因此，联邦法院认为前述对那位妇女的判决是不合适的。[6]这显然排除了刑罚的适用。台湾学者林山田在论及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时指出：为了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有时刑罚可低于罪责相称的程度，或者以缓刑等手段来避免刑罚的宣告或执行。[7]从被称为缓刑之父的美国人约翰·奥古士塔斯（John Augustus）在当初设立缓刑制度的情况看，缓刑也并非是行刑的方式。[8]
再看被裁定假释的。从字面上去理解，假释就是“假的释放”。假释是指对罪犯附条件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制度。从功能上看，假释具有减刑的一切功能。[9]根据刑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罪犯被假释后，公安机关只具有监督权，不具有行刑权。另外，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该法条很明确地指出，执行主刑与不执行主刑的界限——假释之日。既然主刑不执行了，那么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从假释之日起就不应该属于刑罚执行的对象了。不过，假释和缓刑一样，法律也保留了在特定情况下对其执行刑罚的可能性。因此，假释同样是相对于实际执行来说的。
《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规定，“采用非监禁措施应成为向非刑罚化和非刑罪化方向努力的一部分，而不得干预或延误此目的进行的努力。”[10]其目的也是防止将非监禁措施行刑化，毫无疑问，将社区矫正行刑化的观念恰恰“干预或延误”了非监禁措施非刑罚化的努力。
二、没有真正领悟社区矫正的内涵，导致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欠科学
社区矫正对于我国来说，无疑属于“泊来品”，我们本应对外国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尤其是对它的概念内涵要有科学地把握，不能简单地把“社区矫正”这个新名词作为对 “五种对象”的监督管理教育的代名词，更不能将在本质上与监狱工作不作区分。因而，我们有必要对中外社区矫正概念，特别是我国和美国的社区矫正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的社区矫正概念。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s)可以定义为：它是为预防犯罪而设计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项目（programs），它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建设诸如中途住所(Halfway houses )、日报告中心(Day Reporting Centers)、半归家(Halfback houses)等社区矫正的环境设施（facilities），集中针对罪犯的不同需求，进行多种形式的规劝和建议（counseling）。日常的矫正项目包括：教育和职业训练、毒品和酒精治疗、暴怒的处理和冲突的解决，当然不仅限于这些项目。此外，社区矫正也可以缓解（remedy）监狱过于拥挤的矛盾。例如：罪犯在监狱服满一定刑期后，州假释委员会就会下达假释令，让他们参加矫正项目，作为对监禁的变通方法（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社区矫正的观念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首先，从广义上说，要弄清通常与犯罪有关联的主要因素。例如，与教育程度、滥用毒品、职业情况等有什么关系。其次，社区项目的设立，也是紧紧围绕这些主要因素的构成来建构的。再次，无论是缓刑罪犯还是假释罪犯，都被安置在这些设施中，而其中许多情况下是来自法庭或者假释委员会的特殊指令。也就是说，他们应受处遇的类型和数量都是明确的。最后，社区矫正的期望结果将是确定的。通过完成对矫正项目的实施，罪犯将不再有继续犯罪的行为，这样也就减少了犯罪。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矫正的有效性，必须对社区矫正设施进行评估和测量，要确定其对罪犯（例如再犯率）和社会（例如犯罪率）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社区矫正设施的成功，唯一取决于组织的控制策略和项目被执行的方式。进一步讲，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必须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负责。在一定程度上，社区矫正意味着，聘用高素质的职员，进行服务行为的评估，还要取得成果。
社区矫正设施的百分百有效当然是最理想的，尽管从研究结果看，有的州实现了。但是，要想全国都做到，恐怕要花费许多年去研究。然而，这毕竟可以说明罪犯在这种处遇方式中得益。相反地，联邦统计数据表明，监狱内的罪犯绝大多数都是多次犯罪者，超过60%的缓刑和假释犯很可能重新犯罪。因而，当今社会急需社区矫正。[11]

该概念没有采取绝对化的定义方式阐述，而是用商讨的语气，给别人以充分的话语权。这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的，这有利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相反，概念过于权威，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各州社区矫正方式不是“大一统”。[12]它还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把“重新改善自我”放在首要的位置，“提供机会”只是辅助的作用。它还解释了什么样的思维是“理性的思维”，并且指出社区矫正的具体项目和技术方案。
这个概念给我们的印象是，社区矫正的确不同于监禁矫正，但它又不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方式。实际上，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监禁矫正也贯穿着同样的“理性思维”。不同的是工作方法，社区矫正由于地域环境的优势，更利于借助社会工作的方法来矫正罪犯。
再来分析我国的社区矫正概念。姑且不说该概念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主要看它是否将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作了明确区分。第一，“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关着，一个是在社会上，这只是形式的不同而矣。第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专门机关当然不同。但监狱要不要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呢？第三，“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这同监狱要达到目标是相同的。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社区矫正对象已经在社会上了，怎么又讲“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呢？特别是宣告缓刑的,根本不存在“顺利回归社会”的问题。当然似乎可以表述为，“促进其成功社会化”。这一点是监狱目前很难做得好的。许多人之所以犯罪，最根本的，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出了偏差，其社会化是不成功的。比如，青少年犯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样的表述也值得进一步推敲。但最起码反映出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的不同来。
对某省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调研中发现，社区矫正工作所用的表簿册与监狱所使用的表簿册如出一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竟然会把 “生病”的矫正对象抬到公益劳动现场，看别的矫正对象劳动，令其体验劳动的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怪现象？与目前的社区矫正概念灌输给我们的理念有无关系呢？
在设计社区矫正时，我们更多地强调行刑观。这是重刑主义在作崇，也反映出一种对矫正对象的敌视态度。社区内的罪犯是危险分子，当然必须使用相当于监禁的手段才行。我们民族向来缺少人文精神，人们总认为罪犯是“恶人”，要以恶制恶，这才是对“善人”的善。然而他们中一些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只是做了恶事的“善人”，同我们无异。况且，对于他们的犯罪，我们的政府、我们社区的每一个成员有没有责任呢？我们对他的犯罪当然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重新改善自我”。在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到，作为刑事政策基础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具有同情心的个别人的理想主义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对犯罪所负的责任问题，对违法者的关心并不是恩惠和怜悯，而是福利国家具有强制性的任务。[13]
我们在对他们矫正时，所采用的是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三大基本方法是：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14]
首先，社区矫正与社会个案工作。社区矫正归根到底是对活生生的个人进行矫正，对每一个对象的矫正都属于个案，都不可避免地运用社会个案工作方法。鲍尔（Swithun Bower）在他1994年发表的《社会个案工作的性质和定义》一文中认为：“社会个案工作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是以人类有关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为依据，而对人提供协助，协助个人发挥其潜能，以促进个人适应其全部或部分之环境”[15]汉密尔顿则认为，社会个案工作是客观地处理实务，提供咨询，用以激发和保持案主心理能力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服务进行时，必须主动地让案主参与解决其所面临的困难”。[16]社区矫正工作中对个体对象的矫正，正是属于社会个案工作的范畴。
其次，社区矫正与社会团体工作。任何个人都是以参加某一团体的形式得以生存和发展。因而，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也需要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和行动，即通过团体的协助来改变个人的行为，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团体工作的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个人发生转变；通过个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培养社会责任感，实现自我价值；传授知识；学习正确扮演社会角色；宣泄情绪；发展社交技巧。[17]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就其团体工作应发挥的作用而言，无外乎上面的六个方面。因而，我们说社区矫正是社会团体工作的一部分。
再次，社区矫正与社区工作。社区工作与社会团体工作有其关联的一面，如果将社区看成是一个大的社团也未尝不可。但是，二者也是有区别的。社会团体工作是以个人、家庭和团体为服务对象，而社区工作以整个社区及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为服务对象。社区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更多地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来解决个案工作和社会团体工作所不易解决的问题。社区矫正对象被置于社区中，他的个人发展前景，取决于社区自身建设的优劣。社区矫正自然就成为社区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社区矫正的目标是通过社区建设来改善矫正对象与其他社区成员的关系，培养居民自助、互助和自决精神，不断增进社区的凝聚力和居民的归属感。
综上所述，在我们还不能为社区矫正提出科学概念时，暂且表述为，社区矫正不是行刑方式，而是综合运用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方法，协助矫正对象这一特殊群体“重新自我改善”的社会活动。其作用是：联合所有的社会力量，帮助被矫正对象恢复家庭联系，获得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合适位置，进而从根本上减少重新犯罪的危险。[18]
三、过分强调国家强制力作用，是社区矫正行刑观产生的社会因素
长期以来，我们在国家治理中，特别是在对待罪犯的态度上，更倾向于国家强制力的发挥甚至是非法扩张，因而经常忽视社区的影响力，忽视被矫正对象自我修正能力。从社区矫正工作依托社区，助人自助的特点看，这项工作涉及到三方——国家、社区和罪犯，这三方缺一不可。而后两者的态度和行动是社区矫正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
刑罚无疑是国家代表社会对犯罪作出的最严厉的正式反应，而来自社会道德的谴责、被害人和社区的反应、亲友的疏离、舆论的批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力，等等，则是社会对犯罪作出的非正式反应方式。[19]因而，把社区矫正作为行刑方式，就会倾向于单向强制，即国家动用强制力，或者社区以国家强制力的名义惩罚管理罪犯。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工作方法，那么自然要讲求双向互动。这里的双向是“社区与罪犯”，作为强制力的国家公权力部分，此时只是一种消极力量，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只有在社区矫正不成功时，才可能介入。
社区矫正存在的基础是社区，没有社区就没有社区矫正。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作为社区矫正的物质载体，社区有其自身的诸多优势，如：合理的地域管辖范围、适当数量的人口、丰富的资源、较强的人际亲合力等。社区矫正要充分利用这些独有的资源，促进社区被矫正对象与其他社区成员的良性互动。[21]因而，社区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从社区功能看，社区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整合社区功能，发展社区事业，改善社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把社区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合为一体，从而通过社区建设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22]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矫正机关不能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唱主角，只能是导演的角色。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有五条：（1）以人为本、服务居民；（2）资源共享、共驻共建；（3）责权统一、管理有序；（4）扩大民主、居民自治；（5）因地制宜、循序渐进。[23]其中，居民自治是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从社区的自治特点来看，社区没有刑罚执行职能。相反，社区却能通过各种社会工作方法，通过自治的力量，使矫正对象在社区中找到归属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这一点看，社区更多的职责是创造一个适合于矫正对象生活发展的环境，保证矫正对象能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中实现自我改善的目标。
外因往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因而，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显然被矫正对象的自我改善、自我修正是决定性因素。矫正对象自觉自愿地参加矫正项目，这也正是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的前提条件。而行刑却不要求自觉自愿的态度，不管你愿不愿意、自不自觉，都必须接受强制的惩罚和矫正。如果将社区矫正看成是行刑的方式，显然是对罪犯自我改善和修正的能力进行怀疑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否定。这当然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四、社区陷于尴尬，社会工作不协调，是社区矫正行刑观的必然结果。
倘将社区矫正定位于行刑方式，那么社区就成了行刑的场所——第二个监狱，没有围墙的监狱。既然我们可以说罪犯在社区服刑，当然也可以说其他社区成员生活在“监狱”中。监狱为了防止出现交叉感染，缺少亲和力，社区却理应成为具有亲和力与吸引力的地方。如果将社区视为监狱，其亲和力与吸引力就会有所减弱。社区成员（矫正对象也在其中）间容易产生戒备和猜疑的心理，这种社区矫正不是促进社区的发展而是阻碍了社区的健康发展。美国学者对此有过反思。他们认为：“社区最终有可能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区变成一个‘惩罚城市’。”[24]如果社区矫正是一种引导罪犯重新改善自我，使罪犯不致再犯罪的手段和方法，那么反对的人自然就会减少。同时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行刑主体到底是谁？如果是司法机关，那么与监狱矫正区别不大。如果是广大群众，无疑使社区居民的“法感情”走入歧途。耶林曾说，如果普通的人不去同情犯罪者，而是愿意去帮助警察和官吏，相反只有犯罪者本人同情自己，这绝不是健康的“法感情”。[25]这种尴尬的局面归根到底都是由没有将社区矫正科学定位造成，或者说是将社区矫正行刑化的产物。社区矫正的宗旨是促进社区建设，保障社区安全，但是社区矫正行刑观却将社区推向十分不利的境地，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社区矫正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在那些持社区矫正行刑化观点的人看来，节约行刑资源是社区矫正与监狱工作的重要区别之一。但是，如果将社区矫正单纯行刑化，却是一个浪费社会资源的措施。从国外的实践看，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相当广泛的。他们把社区中所有需要矫正的人，几乎都纳入到社区矫正的系统工程中来，而不仅仅局限于刑事犯罪领域。比如出狱人的社会保护，目前尚没有具体的部门负责，可以纳入到社区矫正中。[26]另外，诸如“问题少年”甚至存在较大争议的劳动教养人员，在时机成熟时也理当纳入社区矫正体系中。因而，我们还可以说，社区矫正是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行刑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整合社会资源，使社会综合治理的效果发挥到最佳状态。因而，我们的社区矫正不能为了矫正而矫正，关键要考虑社会效果，要将降低重新犯罪率与提高全民的素质紧密结合起来。而社区矫正的行刑化观念却不利于各项社会工作的协调开展和社会资源的科学整合。

Study and probe the Conception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s
Are the Styles of Criminal Execution.

1.SUN Yu1; SONG LI-jun2
(1.Jiang Su Judicial Police Five-year Junior College, Zhenjiang, Jiangsu 212003;2.Kenneth Wang Law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青政办发〔2005〕40号
关于印发《青岛市人民政府公文制发工作细则(试行)》的通知(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各区、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现将《青岛市人民政府公文制发工作细则(试行)》印发给你们，望结合各自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青岛市人民政府公文制发工作细则(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政府公文制发工作，实现政府公文制发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依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山东省实施〈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细则》、《青岛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政府公文是指以市政府名义和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制发的公文。
　　第三条市政府办公厅是政府公文制发工作的管理机构，负责指导市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代政府拟制公文工作。
　　市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的办公室(秘书处)负责本部门(单位)代拟政府公文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公文制发工作是指公文的拟定、会签、审核、审签、签发、印制、分发等工作。
　　第五条政府公文制发工作须严格执行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第六条政府公文制发工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精简、高效的原则，做到及时、准确、安全。
　　第七条市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高度重视政府公文制发工作，模范遵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有关规定，加强对本机关代拟政府公文工作的领导。


第二章拟稿


　　第八条政府公文原则上由市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拟定初稿，拟稿单位为主办单位。
　　第九条每年年末，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向市政府办公厅报送次年拟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的申请，市政府办公厅汇总并提出年度发文计划，报市政府领导同意后下发执行。
　　第十条年度发文计划以外需要制发政府公文的，原则上应事先征得市政府分管领导的同意，但属以下情形可直接代拟政府公文：
　　(一)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确定制发的公文；
　　(二)法律、法规规定及上级政府明文要求市政府必须制发的公文；
　　(三)特别紧急的事项。
　　第十一条凡属以下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制发政府公文：
　　(一)属部门和区市政府、单位职权范围内可以办理的事项和可以解决的问题；
　　(二)只对上级部门下发的公文提出贯彻执行意见的；
　　(三)对上级政府下发的公文，本级没有具体贯彻意见的；
　　(四)已在会议上印发的领导同志讲话；
　　(五)例行性和阶段性的工作部署，工作检查或要求下级上报有关情况、数据等；
　　(六)同一项工作，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已发文的；
　　(七)可通过新闻媒体让社会周知的事项；
　　(八)其他不需制发政府公文的情形。
　　第十二条确定发文后，公文主办单位分管保密工作的负责人应确定公文密级和是否在互联网上发布，并在发文稿纸相应栏内签署姓名。
　　第十三条上级机关要求市政府报送的公文有明确时限要求的，主办单位接到拟稿任务后，应在所余报送时限的一半时间内完成代拟稿并报送市政府办公厅。
　　第十四条起草公文时，对涉及其他单位职责的事项，主办单位应与相关单位沟通，使公文更具可操作性。拟稿完毕后，拟稿人应在发文稿纸“拟稿”栏内签署姓名和时间，将公文主送机关、抄送机关等填写清楚，并将代拟公文交单位办公室(秘书处)审核。
　　办公室主任(秘书处处长)审核无误后，在“核稿”栏内签署姓名和时间，交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并在“负责人审签”栏内签署姓名和时间。


第三章会签


　　第十五条代拟公文涉及其他单位职责或涉及需其他单位协助方可完成的工作，应进行会签，会签由主办单位负责，会签单位应当积极配合搞好会签工作。
　　第十六条公文会签时，主办单位通过金宏电子政务系统向会签单位发送待会签公文，会签单位应于3个工作日内出具加盖本单位印章的会签意见，并通知主办单位取回。对特别紧急或不适于通过金宏电子政务系统传送的公文，主办单位应当登门会签。
　　第十七条会签单位应就公文中涉及本单位职责的内容提出明确意见。如会签单位有不同意见，主办单位的主要领导应出面协调，经协调意见仍不一致的，应提请分管副秘书长(市长助理)协调。
　　对协商统一后的会签意见，主办单位应将其纳入代拟公文，不得擅自更改。
　　第十八条以下公文不需会签：
　　(一)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的；
　　(二)市长明确指示不需会签的；
　　(三)其他不需会签的公文。
　　第十九条主办单位和会签单位负责对公文中涉及本单位职责的有关政策、规定进行把关，同时负责做好与国家、省、市以往政策的衔接。公文中涉及规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内容，由市政府法制部门负责把关。
　　第二十条会签完毕后，主办单位应在发文稿纸的“会签单位”栏内注明会签单位名称，并将会签单位出具的会签意见附在发文稿纸后一并送审。


第四章审核


　　第二十一条政府公文均由市政府办公厅审核。主办单位完成公文的拟制和会签后，应将公文送市政府办公厅办理，不得将公文直接呈领导审签或签发。
　　第二十二条送市政府办公厅审核的公文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文理通顺，使用纸张正确，打印清晰；
　　(二)发文稿纸各栏内容填写无误；
　　(三)附有发文依据；
　　(四)需会签的，主办单位组织了会签；
　　(五)附件及其他有关材料齐全。
　　对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公文，市政府办公厅应退回主办单位处理，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代拟公文质量较差、须作较大改动的，由市政府办公厅提出修改意见，交主办单位修改。
　　第二十四条市政府办公厅对受理的文稿，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关：
　　(一)行文关。严格按照本细则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把关。
　　(二)内容关。公文内容要真实有据，情况可靠，数字准确，观点正确，提法妥当，措施要求切实可行。
　　(三)文字关。公文结构要层次清晰，简洁明快；语言要准确凝炼，符合文法，合乎逻辑，标点正确。
　　(四)体例格式关。公文的文种、行文关系、标题、主抄送单位等应当符合规范。
　　(五)法律政策会签关。公文中涉及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内容已经有关部门会签、把关。
　　第二十五条对审查无误的公文，市政府办公厅审核、核稿及审修人员应分别在发文稿纸相应位置签署姓名和时间。
　　第二十六条市政府办公厅审核公文，自收文之日起，一般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紧急的公文，应当指定专人以最快的速度办理完毕。


第五章送审、签批


　　第二十七条政府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厅统一送签。
　　第二十八条政府公文原则上按以下顺序送签：分管市长助理或副秘书长、秘书长、分管副市长、市长。
　　送签按照以事为主的原则，原则上只呈分管工作的市领导审签(签发)。
　　第二十九条以下公文由市长签发：
　　(一)令；
　　(二)议案；
　　(三)请示、报告；
　　(四)市政府人事任免件；
　　(五)市政府常务会会议纪要、市长办公会会议纪要以及市长主持召开的专题会会议纪要；
　　(六)市长直接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公文；
　　(七)副市长认为其分管工作范围内需由市长签发的重要公文；
　　(八)其他须由市长签发的公文。
　　第三十条以下政府公文由副市长签发：本细则第二十九条第(一)、(二)、(三)、(五)项所列公文以外属副市长分管工作范围的公文。另外，常务副市长受市长委托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可由常务副市长签发。
　　以下政府公文由副市长审签：本细则第二十九条第(一)、(二)、(三)、(五)项所列属副市长分管工作范围的公文。
　　第三十一条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制发的公文原则上由市政府秘书长签发，或秘书长视情确定由市长或副市长签发。
　　第三十二条对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事项，市政府已有明确意见，需行文批复的，一般由分管工作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签发。
　　第三十三条公文须在领导签发后制发。特殊情况下，经领导授权可先行制发，待领导补签。
　　第三十四条市政府领导出市(出访)、休假期间，按照《市政府领导工作补位制度(暂行)》的规定送签公文。


第六章发送、使用和存档


　　第三十五条对已签发的公文，市政府办公厅要认真复核，按规定及时通过金宏电子政务系统发送。须公开的，均在《青岛市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和在互联网上登载。
　　第三十六条印制的公文原则上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发送，特殊情况下可由主办单位直接发送，但应与市政府办公厅做好工作衔接。涉密公文应通过机要通信发送。
　　第三十七条除市档案馆存档、国家及省级部门有专门要求的外，政府公文原则上不印制纸质红头文，以金宏网下发文为准，使用者可自行打印或复印。
　　第三十八条公文印制后，市政府办公厅负责按规定将文稿、成文及其他有关资料收集归档。
　　制发的密码电报由市委机要局存档，所有底稿由市委机要局处理。对存有密码电报的电子文档及磁介质等，要按照保密规定妥善处置。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公文的送审、签批、发出工作应当在9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四十条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除以函的形式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审批事项外，一般不得向各区市政府和同级其他政府部门、单位下发部署工作的公文。如确有必要，经市长、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同意后，可发政府授权件，文中应注明“经市政府同意”字样；或经分管副市长同意后发政府授权件，文中应注明“经市政府领导同意”字样。
　　第四十一条报送国家部委和省政府的请示类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厅会同主办单位与上级机关保持联系，跟踪催办，并按月向市政府领导报告办理进展情况。
　　第四十二条制发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的公文，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为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的，由主办单位代拟政府公文，经市编办会签后送市政府办公厅审核；其他因工作需要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的，有关单位应先向市编办提出申请，待同意成立后由市编办代拟政府公文。
　　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因组长(主任、指挥)工作变动需进行调整的，由主办单位代拟调整文件，市政府办公厅发文明确。其他成员如有变动，由该机构自行公布。
　　第四十三条为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而单独制发的公文，由联席会议牵头单位发政府授权件；政府公文中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的，仅明确联席会议职能及牵头单位或组长，成员单位由联席会议自行发文明确。
　　第四十四条制发市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草案议案，按照有关立法程序办理。
　　第四十五条在发文稿纸上签字应使用加注炭素或蓝黑墨水的钢笔或毛笔。
　　第四十六条本细则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解释，政府公文中涉及到的有关政策、规定等由主办单位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本细则自2005年10月20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