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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能够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规定的合理与否对于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价值。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界定的标准及是否应扩大等问题，虽然有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并且也提出了许多完善建议，但目前的研究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从主观公权利的救济角度，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本文认为，有必要从客观法维护模式下来探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及完善，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正当性。

　　关键词：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客观法秩序


　　在我国行政诉讼中，没有对原告资格做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但是，在行政诉讼中，谁有资格向法院起诉，是行政诉讼程序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问题。它不仅与公民权利的保护和监督行政主体能否依法行政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决定着司法机关对行政主体行为的监督范围，决定着受到行政主体侵害的个人或者组织诉权的范围，也关系到行政效率会不会因为行为人滥用诉权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关系到整个诉讼过程能否顺利地进行。我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合法权益”、“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论争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虽说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行政诉讼法理论界一致认为应当扩大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界开始从诉权、诉的利益、成熟原则等新的角度研究了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并在各自的角度下取得了共识。但他们为完善原告资格而提出的新理论仍然不能满足实践需要，远远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应当重新审视现有的一些理论，形成更成熟的理论来准确界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研究现状

　　行政诉讼的原告，是指认为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个人或者组织。[1]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能够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原告资格是一种程序性权利，享有原告资格的人，只要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即可提起行政诉讼，并不要求真正发生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2]依据《布莱克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是指某人在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本案诉讼的正当原告。[3]

　　《行政诉讼法》有关原告资格共有三方面的立法规定：一是《行政诉讼法》第2条关于行政诉权的规定；二是《行政诉讼法》第24条关于原告范围的规定，即确定原告的不同情形；三是《行政诉讼法》第37—41条关于起诉、受理条件的规定。依据《行政诉讼法》的上述规定，人们习惯于以行政相对人作为标准来判定原告资格。由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规定比较原则，难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原告资格的确定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了在审判实践中确立原告资格的新的标准，即“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法理论界一致认为应当扩大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在原告资格的利益保护方面，应当扩大理解法律规定中的“合法权益”、“法律上利害关系”等概念，应当涵盖法律消极承认的“法益”[4]或“形成中的权利”，避免把原告资格的利益保护范围局限于法律规定的“权利”。在原告资格可诉行政争议方面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除了进一步详细探讨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类型及特征外，还建议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扩展到抽象行政行为、部分内部行政行为等。[5]各国的行政诉讼法也经历了特别许可到一般许可的历史过程。国外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相对于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已成为域外法研究中的常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研究抛弃了过去过于脱离具体问题的研究方式，进入到了各个具体领域。原告资格研究涉及到的具体领域包括对高校行政行为[6]、内部行政行为[7]、股东的原告资格[8]、抽象行政行为、与环境资源相关的行政行为，甚至有关行政事实行为、公安侦查行为等，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细化；新近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行政合同、行政计划和行政强制执行等领域。对各个领域中的具体问题都取得一定共识，例如，理论界一致认为行政合同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9]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完善拓展了思路、打开了视野，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理论界为完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提出的方案无法取得共识。有的认为，利益衡量是界定原告资格的“根本方法”，法官在界定原告资格时应当考虑到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的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因素，也就是与社会需求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10]有的则认为，应把“合法权益”作为衡量原告资格有无的标准，还有的学者具体提出了发展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具体路径：第一步，人民法院通过典型判例形成若干发展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则；第二步，时机成熟时，再通过司法解释确认这些规则；第三步，如果司法解释与法律法规行政解释发生冲突，造成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相互干扰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制定法的形式加以明确。[11]各家间无法形成完善我国原告资格的共同方案，对于采用“一步到位式”还是“循序渐进式”的完善途径也缺乏共识。

　　为完善原告资格而提出的新理论仍然不能满足实践需要。理论界提出的上述观点远远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其缺陷是明显的。理论界对原告资格规定中的相关术语及其相互关系理解也存在分歧，这种分歧根源是背后的理论观点不同。因此，我国原告资格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现有的观点和理论不够成熟，理论上难以得到认同、实践上难以满足要求，迫切要求我们引入新的理论观点完善原告资格的理论。

　　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扩大之理论基础

　　（一）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

　　所谓行政诉讼的功能模式是指设计行政诉讼制度以及行政诉讼活动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而呈现的总体风格。行政诉讼的功能是指行政诉讼制度对社会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尽管学者们对行政诉讼功能有不同的理解，但行政诉讼功能具有保护权利以及实现行政客观法律秩序两个要素是基本认同的。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状况、历史阶段、文化底蕴、宗教伦理、地缘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各国设计的行政诉讼功能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亦有所不同。因此，行政诉讼之功能，从世界范围内行政诉讼发展的历史及理念看，依功能取向的不同，存在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及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两种不同的理想类型。

　　所谓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就是指国家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保障人民的公权利，而客观法秩序的维护只是在保障人民的公权利的范围内附带功能的理想模式类型。在此模式下，行政诉讼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来自国家的行政侵害时，国家有义务提供帮助。其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其逻辑假设就是个人权利优先，把社会看作是个人为了实现本质上属于个人的目的而建构起来的工具。在个人权利优先及注重司法与行政分立的理念下，司法审查的目的被定位为救济权利的法，而不是监督行政的法。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为德国目前的通说。除了大陆法系的德国，英美法系的司法审查制度总体上也是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

　　所谓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是指国家确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是维持行政客观的公法秩序并确保公法实施的有效性，其功能取向在于协助行政创造或重建行政行为的客观合法性。行政诉讼功能模式是一个国家对行政诉讼价值选择的结果，特定历史时期行政诉讼的价值直接决定并体现于行政诉讼功能中，因而，一个国家的行政诉讼呈现维护客观公法秩序模式是由于这个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突出监督行政功能的价值选择。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的理论基础是法国社会连带主义法学观点。尽管行政诉讼之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与诉讼的一般规律显得不太协调，但却与产生行政诉讼制度的历史相吻合。从世界范围看，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史表明，设立行政诉讼的初衷并不主要是为了保障公民权益，而首先是为了维护客观法律秩序，协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行政诉讼应当兼顾个人权利的救济与维护客观法秩序的关系，亦即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应当是混合模式，即兼顾主观公权利保护和客观法秩序维护功能模式，但是，二者在其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行政诉讼模式总体上是客观法秩序维护功能模式，同时兼顾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的特点，具有宪法学以及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基础。[12]

　　（二）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下研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正当性

　　1、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下原告的起诉资格受到限制

　　由于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下的行政诉讼的核心功能在于保障公民的公权利，因而主观公权利保障模式下的行政诉讼程序构造具有与其功能相适应的特征。该模式在理念上以保护个人权利为重心，属于主观诉讼的范畴。在此理念下，行政诉讼的程序设计和运作机制主要围绕当事人的权利损害与救济展开。在行政诉讼审理过程中，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并非审理的核心，只是给予当事人救济的辅助手段。

　　在行政诉讼入口上，原告资格需要具备受到行政行为法律上的侵害，至少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只有公民的主观公权利受到侵害时，行政诉讼的大门始才开启。否则，法院以诉之不合法性不予受理。因此，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下行政诉讼具有原告的起诉资格受到限制的特点。

　　2、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下原告提起诉讼的资格限制松懈

　　维护客观法秩序模式下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行政创造或重建行政行为客观的合法性。因此，该模式下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而在于促进行政客观法秩序的实现。此种诉讼目的应当纳入客观诉讼的理念。在该理念下，行政诉讼的要旨不是当事人的权利或利益是否受到侵犯，而是行政行为的适法性。因而，对当事人起诉资格宽松许多，法院的审理侧重围绕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尽管维护行政法治，监督行政行为，客观上可以实现保护公民权利之目的，但当事人是否享有法定权利、法定权利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等问题不是审理的核心。因此，维护客观公法秩序模式下，行政诉讼运作与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司法权的运作空间以及行政诉讼程序构造也有差异。

　　行政诉讼程序的启动，不以原告主观公权利受到侵害为前提要件，赋予个人请求启动行政诉讼程序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目的是借助个人启动诉讼程序以实现行政诉讼制度维护客观法秩序的功能，原告只是扮演参与行政监督者的角色。由于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属于客观诉讼理念，因此，它可以容许更多的启动行政诉讼程序的方式。例如公益诉讼、团体诉讼、机关诉讼、公民诉讼等诉讼类型在原告资格问题上相对宽松。原告资格最大化的理想状况就是，可以容许由检察机关主动发动司法审查。因此，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下行政诉讼具有原告提起诉讼的资格限制松懈的特点。

　　3、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之理论价值：放松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限制

　　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下，原告资格问题相对宽松，行政诉讼程序的启动，不以原告个人主观公权利可能受侵害为前提要件，并容许更多的启动行政诉讼程序的方式，甚至可以容许由检察机关主动发动司法审查。从世界范围看，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对原告资格的规定都经历了一个从限制到逐渐放宽的过程，原告资格标准基本上走了一段从“法定权利”到“法律上权利”再到“利害关系人权利”直至“公共利益”标准的历程。1989年我国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做了严格的限制。这是与当时历史背景相吻合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人民法院审判能力以及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高，这种限制束缚了行政诉讼的发展。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原告的资格做了扩张性解释，把原告资格拓宽到利害关系人诉讼标准，但与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相匹配的宽松的原告资格尚有差距，仍然有进一步放宽原告资格的必要。例如：近年来，公益诉讼中由于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而被驳回起诉的现象就值得我们反思。事实上，尽管这些案件的原告败诉了，但对社会的变革仍然具有积极作用。公益诉讼往往具有保障人权、保护公共利益、扩大公众参与和推动社会变革的意义。所以，我们认为，既然我国行政诉讼定位于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很有必要放松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限制。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徒法不足以自行，“小宪法”诸多亮点如何得到贯彻落实，如何树立其真正的司法权威，如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实施到司法活动中，进而提升公众法治信心，切实规范司法行为，提振司法公信力，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诚然，法律需要解读方能释放其正能量，然而假若缺乏同一性的认同，则会限制制约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次修订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总则，此乃宪法规定外部门法首次对人权的直视，相应的证据制度的修改完善为人权保障提供了路径。为了确保证据制度这一刑诉核心正确发挥作用，真正为人权保障服务，笔者试图以新刑诉视角，重点参考之前《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二者合称“两个《证据规定》”）关于瑕疵证据的相关规定，针对司法实务中瑕疵证据制度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配套细则的情况，从厘清瑕疵证据的概念入手，对瑕疵证据进行特征比较，以便于司法实务中能准确适用。

　　（一）、瑕疵证据的提出

　　“瑕疵证据”一词虽早被理论界提及讨论，往往与非法证据混于一体，以致二者纠缠不清，普遍意义上瑕疵证据成为非法证据的另一称谓，或包含于非法证据外延范围内。然而，两个《证据规定》的相继出台，彻底厘清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含混关系，从法律层面赋予瑕疵证据自有含义，使得瑕疵证据能够独立出来，形成证据领域合法证据、瑕疵证据、非法证据三足鼎立局面。

　　众所周知，证据三要素包括证据合法性、证据客观性、证据关联性。以此为基础，从证据合法性角度有了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的二元划分。所谓合法证据指的是必须具有合法形式，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和运用且有合法的来源，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以上对证据合法性的阐述是论述证据能力所必要的，即一件事实要成为刑事司法中定案的根据须具备相应条件经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认定，否则不能成为法院定案的依据，与之相对应的便是非法证据，属于无证据能力的证据，。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务中有相当部分所谓“非法证据”的存在，这类证据在合法性上有出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违法，更恰当的概括是存在部分违规行为，正是这些违规污点使得此类证据不能理直气壮的归入合法证据序列，但是一刀切的划入非法证据又显得过分，抑或直接掣肘打击犯罪的效果。

　　在现有国情下，要想真正发挥证据制度规范刑诉活动的目的，必须及时妥善处理好证据灰色地带的定性划分问题。《排除非法证据规定》首先将非法证据划分为两类：一类为非法言词证据，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另外一类为非法实物证据，主要指以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取得，并且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无法进行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物证和书证。非法证据不能自由认定，而是需要经依法确认后，才会导致予以排除的结果。明确了非法证据的外延为瑕疵证据独立创造了生存空间。而《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则首次明确地提出“瑕疵证据”概念。《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部分“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对不同种类证据进行了具体规定，以证据资格为标准将不合法证据划分为“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不合法证据和“通过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的不合法证据，而后者则主要指“收集程序、方式存在某种瑕疵”，也即瑕疵证据。新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从部门法高度确立了瑕疵证据制度原则，可见瑕疵证据在立法层面主要是指在收集程序和方式上与现行法规要求不完全吻合的证据。

　　（二）、瑕疵证据的比较特征

　　鉴于我国瑕疵证据的提出确立是以立法为先导的，在瑕疵证据问题上也应注重以现有法律文件为依据，以此辨明瑕疵证据的特殊性，恰当的把握其特征才能做到有区别的适用相应证据制度。在此，笔者先要明确证据能力与证据划分的关系。证据能力属于理论上从证据可采性角度对证据加以划分，合法证据、瑕疵证据及非法证据则是以法律规定为标准的分类，二者不是一个维度上的比较，虽然合法证据属于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而非法证据则属于无证据能力的证据，瑕疵证据属于证据能力待定的证据，但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在此，笔者试图着重从现有法规即两个《证据规定》和新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确立的瑕疵证据与合法证据、非法证据二者的比较中凸显出瑕疵证据的特征。

　　1、瑕疵证据与合法证据

　　瑕疵证据与合法证据最大的区别在于取证过程能否得到合法性确认。合法证据取证过程合法且能被直白的认定，故自始即具有证据能力，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可直接使用，经质证后可径直采用为定案依据。而瑕疵证据即便客观事实上取证过程合法，但因法律事实的模糊性处于属于合法性待定状态，在未经法定途径取得法律确认之前，处于证据能力待定状态，不具有直接的可采性，只有经过补正或合理解释且成功被法官采信后，才能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使用，进而考量能够作为定案依据。在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要素方面，二者差距不大，或者说正因为在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上的相似性乃至一致性，才有了瑕疵证据独立存在意义和进行补正获取的价值。

　　2、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

　　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都可归类到不合法证据，两者虽在取证程序、方法或手段上存在不合法因素，但在违法程度等方面还是有显著差异的。在瑕疵证据通过立法插足证据分类情况下，非法证据外延受到进一步限定，仅指因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以侵犯公民宪法性基本权利的方式获得的证据，不再是与“违法”标签的简单对应。二者以违法性程度的轻重为划分，然而这一标准却是极具抽象性，十分难以明确抉择的，故二者的比较是重中之重，毕竟长久以来大家理论上一直把瑕疵证据纳入非法证据范畴加以理解讨论，并未从平等角度对待二者的关系，且其划分在操作中很具挑战性，因而需要着重予以归纳。

　　非法证据可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衡量的基点也是不同的。非法言词证据重在取证行为是否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致取证行为之恶远大于所得结果之善，抑或此种行为会导致证据真实性存疑，但更加注重对侵犯之法益与所保护法益的价值比较；非法实物证据侧重于证据真实性，即取证行为的不合法使得无法确定实物证据真实性。比较而言，瑕疵证据倾向于取证行为的轻违法、微危害方面，一般而言属于客观性和关联性正当，合法性有污点的证据，具有证据价值，弃之可惜，食之尴尬，需要一个理顺摆正的途径，以便名正言顺的作为定案依据。具体而言，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一下几方面：

　　（1）、侵犯法益的性质不同。非法证据以刑讯逼供、威逼利诱为主要表现形式，侵犯的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与国际上通行的人权保障精神相违背。瑕疵证据侵犯的则只是是公民一般实体性权利或程序性权利。从侵犯法益性质以及侵犯严重程度而言，与非法证据相比都只能算是轻微的瑕疵。

　　（2）、法律后果的差异。非法证据中的非法言词证据，侵犯了公民基本人权，违背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必须直接予以排除；非法实物证据因为证据客观性的相对稳定性，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自由裁量排除与否。而瑕疵证据，因其违法性的轻微以及客观价值的存在，则给与相应的补正机会。

　　（3）、社会宽容度和评价不同。不仅因为对人权的践踏，更因为刑讯逼供等行为产生了一系列冤假错案，比如杜培武、佘祥林等案件在现实中的热议，因其了公众极大的不满和恐慌，比较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说不准哪天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而社会公众对这类非法证据，是极度摒弃的，需要坚决予以排除，因为大家要真相，更要真相过程的公正。瑕疵证据因其法定形式限定和证据特性绝对了其不会发展到冤假错案程度，且往往具有极高的客观真实性，正因如此才会得以网开一面，获得与非法证据不同的法律待遇。公众对瑕疵证据的容忍度和评价也会因其事后补救成为合法证据而得以接受。

　　（4）、是否可以转化不同。瑕疵证据中存在的瑕疵，根据可补正原则能够获得重新予以补正的机会，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使其转化为合法证据。但这不能适用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不存在转化问题，对于刑讯逼供行为不能留有后路，否则即是自毁长城，纵然犯罪。非法实物证据也无补正可能，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

　　可见，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本质上的区别是侵犯的法益不同，非法证据系取证程序重大违法，且以侵犯公民宪法性基本权利的方式获取的证据，如最典型的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即便口供客观真实，但因为非法取证行为严重侵害基本人权，也是不足取的；而瑕疵证据虽然亦系违反法定程序而取得，但却并非重大违法，尤其是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基本人权。 类似侦查人员在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上遗漏签名等程序上虽属于不合法，却未有其他侵害后果，可以通过补正恢复其合法性。因而在效力上，非法证据一经查证属实，应从程序上予以排除，且不得经转化恢复或重新取证再生；而瑕疵证据则是处于证据能力待定状态，虽然不能直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使用，但却可以经由补正或合理解释获得一次补正机会，成功则实至名归，失败便彻底排除。但值得注意的事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只有运动才是绝对的，随着社会法治理念的进步，法学理论和立法技术的进步发展，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内涵也会不断更新改变。

　　通过比较，瑕疵证据在取证行为上不存在明显的严重侵权行为，多是技术层面的违规行为；其侵害的法益多属于下位的且多数情况下并未有实际的法益受损；其在客观性与关联性上可采性价值比较高。此外，瑕疵证据通过补正或合理解释补正后被采用后不会与程序正义发生严格抵触，因为其补正后获得的合法性是有法律依据的，由于其客观性与关联性的价值比较高，更不会有损实体公正，造成冤假错案。正是考虑到瑕疵证据的特性，立法方面往往能够对其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允许通过一定的手段帮助其恢复或者取得应有的证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