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惩戒权与学生受教育权保障问题
> ??两者的冲突与平衡
> 摘要：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大学生诉高校不当处分案，反映了学校惩戒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现实冲突正在加深，实体规则的缺陷、程序规则的缺乏以及救济渠道的不畅都是导致惩戒权与受教育权失衡的原因，如何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学校惩戒权进行规制，实现两者的利益平衡，在理论和实务上都有很大的意义。
> 关键词：惩戒权；受教育权；冲突；平衡
>
> 引 子
> 近年来，学生诉高校的不当处分案不断出现，仅以比较轰动的案子为例就有如1998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咏认为学校对其退学处理不当而起诉学校；1999年北京大学96届博士毕业生刘燕文诉北大不颁发毕业证书，拒绝授予其博士学位，侵犯了他的权利；2000年湖南外语外贸学院的6名男女学生因同寝睡觉被学校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而把学校告上法院；2002年广州暨南大学武某因考试作弊被学校取消获得学士学位资格而将学校诉至广州市中院等等。这些案子发生后，都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极大的关注。“学生状告学校”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社会法制的进步和学生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敢于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学校惩戒权的强大与学生受教育权保障的软弱无力，两者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
> 一、学校的惩戒权与学生受教育权
> （一） 学校惩戒权的涵义、存在的客观性、性质界定和法律依据
> 惩戒是指法律主体基于特别身份关系，为维持纪律与秩序，对于违反一定义务者所进行的管教措施。这种特别身份关系主要发生在国家机关与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与员工、学校与学生以及家长与子女之间，基于这种特别关系，法律赋予一方有权单方决定对另一方实施惩罚。大学惩戒权是指大学为了教育或管理上的目的，对于在校学生的行为制定若干规范和准则，并对违反规范或不能达到要求的学生单方施以惩戒的权力。1
> 惩戒权之所以存在是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其一，维护学校自治的需求。现代学校作为公共教育的提供者担负着为国家、社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学校作为一个独立追求学术自由的机构，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和价值去培养自己的学生，为保障学校实现其学术目标和价值目标，法律应该赋予大学生教育教学过程中对违规学生进行惩戒的权力，2这也是大学自治的应有之义。其二，维护教学秩序，实现教育目的的需要。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设置，要完成它的社会设置使命，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教育、管理行为，而正常的教学活动秩序需要通过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来保证实现，这自然就需要赋予学校管理和规范学生行为的权力：对于学生违反规章制度、有损集体利益、有碍顺利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实施惩戒，从而确保教育目的的实现。
> 传统的教育法理论认为，学校作为现代教育的主要载体，实际上是接受了国家授权代行管理和教育学生的“父母权利”，学校惩戒权是过去家长权在现代社会的延伸。学校作为权力主体，对学生具有支配权，学生在广泛范围内接受学校的控制，学校作为权力机构可以在法律无依据下，可根据校规、校则对学生进行惩处，学校具有广泛的管理、处分权，惩戒权作为学校管理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本质上无疑是一种公权力。
> 审视我国立法，并没有使用“惩戒”一词，我国的立法中多使用管理或处分等概念来替代。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享有“依法自主办学”“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和“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和处分”的权利，教育部1994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四十条也规定“学生退学由学校审批”，七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学校可以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些规定可以看作是我国法律对于学校惩戒权的确认和维护。依据原国家教委1990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可以将我国的大学惩戒权分为学籍惩戒和纪律惩戒两种。学籍惩戒指的是学校给予学生取消入学资格、重修、留降级、休学、停学、退学和不授予学位的处分；纪律惩戒则是指学校对学生作出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等六种处分。
> （二） 学生受教育权的涵义、价值意义、法律依据和内容
> 受教育权指的是为确保公民健全人格及健康幸福的符合人性尊严的生活，而由学习协助者协助学习的一种权利。3受教育权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项普遍的法定权利，是当代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今社会，受教育程度已成为人们实现劳动权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人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权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受教育权，受教育权直接影响着人的个性发展权、对社会成果的享受权和对社会发展的参与权。4正因为受教育权在现实社会中的极其重要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已将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固定下来，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教育法第九条也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把受教育权确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受教育权的权利主体是全体公民，不同的教育阶段和形式产生不同的主体，如儿童、大学生、成人，其受教育权的内容也不同。根据我国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的规定，大学生作为受教育权的主体，其受教育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即学生有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的权利；有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的权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有学业成绩或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等权利，此外还有在课余时间参加社会服务、勤工俭学的权利；组织学生团体以及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的权利。
> 二、惩戒权与受教育权的冲突
> 我国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行扩大高校自主权改革的，它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教育管理体制模式，由政府将大部分管理权力下放给高校。随着学校自主行使决定权的行政事务范围不断扩大，学校在惩戒学生上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加之规范学校管理的法律法规的缺位，学校完全有权依据内部规则对学生进行各种惩戒，限制或剥夺学生的权利，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受教育者身份（如开除学籍）。由于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以及事实上双方处于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地位，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往往很容易受到学校方的侵害，学校惩戒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日益突出，大学生因其受教育权受到学校惩戒行为的影响和限制而与学校对簿公堂的现象也日益增多。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现行法律体制的不足，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所致。
> （一） 实体规则方面的缺陷
> （1） 教育法律法规的滞后。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除了《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分别是1995年、1999年施行的，其与时代脱节之处还不算多，但是这两部法律规定都比较笼统和抽象。而作为指导实践的细则、规定如《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条例》却是分别制定于1981年、1989年和1990年，至今已有十几二十年的历史。这些规定都不同程度带有计划经济和当时教育管理思想的浓厚色彩，其内容多为禁止性、限制性规定，明确学生权利少，义务权利不均等。一些规定或与法律相抵触、或缺乏法律依据、内容不合法等等。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势，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突出的滞后于时代的问题，其内容漏洞较多，明显的法律缺陷得不到及时弥补。5这样的法律法规显然无法指导实际的工作，这就造成了学校管理的法律盲区。
> （2） 保障学生具体权利的法律法规缺位。根据我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高等教育法》第六条的规定，学生享有的受教育权包括有听课权、活动权、考试权、学位权、学历权、获得公正评价权、勤工俭学权、助学权等实体性的权利和告诉权、申辩权、听证权、申诉权、起诉权等程序性权利，但审视一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除了1980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学位条例》以法律形式规范学位授予问题以外。对于学生的其他权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有相应的配套立法加以规定和保障，这一方面导致了这些权利仅仅还停留在“书面权利”状态，而无法相应地转化为学生的“实际权利”；另一方面由于上位的法律法规的缺位，现有的对上述权利有影响的规则基本上是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或各个高校甚至于高校的内部机构自行创制，行政权扩张的本质和个体权利的保障构成了一种悖论，结果必然是学生权利被侵犯。6
> （3） 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及其内部机构越权“立法”。7我国《教育法》规定高校实行“自主办学”“依照章程自我管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高校的章程过于粗要简陋，很难对学校及其内部机构起到应有的约束规范作用。学校在学生管理、处分上具有很大的权力，不仅是学校，包括学校的内设机构都有权力制定对学生进行惩戒的规章制度。8加之上位的教育法律法规的阙如，给高校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这就导致了实践中下位规范或与上位规范相抵触、或内容不合法、不合理、不符合法律精神的现象屡见不鲜。高校中出台的诸多加强学籍管理、严肃纪律的规定的设置多不规范，特别是有关学历、学位颁发、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的规定，往往超出现有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如未通过全国英语四级、计算机等级考试，不予颁发学历证书或学位证书；某些高校的“末位淘汰制”；对赌博、打架斗殴、发生性行为9、考试舞弊10等给予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处分等等。对宪法赋予公民的受教育权，并非是任何规范性文件都能做出的，但高校仅凭自己制定的内部违纪处理就改变了学生的受教育者身份，剥夺了宪法赋予其的受教育权，其合法性和合理性都令人质疑。“受教育权”这种宪法权利显然是十分脆弱的，明显得不到有力的保障。以田咏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为例，北京科技大学对田咏作出处分的依据??校发（1994）年第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不仅扩大了“考试作弊”的范围，而且对于考试作弊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规定，也与第29条规定的退学条件相抵触。受教育权是公民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对公民的教育权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应由国家权力机关指定的法律进行调整，不允许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这是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显然由高校制定的规章制度甚至是内部机构来设定对学生的各种处罚明显违反了处罚的设定权。此外，有的高校还自行创设了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的新处罚或新义务，如对学生违纪行为进行罚款，最典型的莫过于向学生收取“就业违约金”等等，学校成了行政处罚的主体，严重违反了行政法治原则。再有如禁止在校生结婚的规定，结婚自由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婚姻法规定凡男生满22周岁，女生满20周岁，就符合法定结婚年龄，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却规定“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作为部门行政规章，这种规定无疑违反了作为上位法《婚姻法》的规定。
> （4） 部分法律条文语义不清，规定过于笼统、宽泛，给予了高校太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第5款规定：“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本条规定授予了学校两个方面的任意裁量权。其一，“情节严重”的标准由学校衡量；其二，对“情节严重者”，学校可任意选择“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
> （二） 程序规则的缺陷
>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旧的行为方式惯性及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在高校管理中很少重视学生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11高校对学生行使处分的结果，通常被认为是“内部处理”。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中程序性规范少，具体操作难，可诉性弱。如《高等教育法》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是属于宣言性立法，其条文多为原则性规范，没有多少程序性规范，在实践中难以收到实效，立法的初衷和精神难以保证。大学惩戒是大学基于教育教学或纪律维持的必要而单方决定给予学生的非利益负担，在法律性质上相当于行政处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法律地位与权利状况，故必须遵循行政法上关于正当程序的要求。在国外，学理和司法实践都重视并要求“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的遵守，希望通过惩戒的正当程序来确保学生权利。日本法院的实务见解就认为，学校在惩戒程序上应于事前通知被惩戒学生其被惩戒事由，并给予充分且公开的申辩机会。依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学校在进行惩戒时应告之相对人处分的事实和理由，听取某人的申辩，在作出重大处分时举行听证会，允许相对人进行抗辩与质证，在送达决定时告知相对人可以提出申请复议甚至提起行政诉讼。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只第六十四条规定“学校对学生的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仅仅原则性地赋予了学生申辩权和被告知权，而对其他权利及如何行使申辩权、被告知权则未作规定。在实际适用惩戒中，也往往是惩戒决定公布后，被惩戒人才知道惩戒结果、内容而且没有谁告知可以申诉，向何处申诉。以田咏案为例，北京科技大学在对田咏因考试作弊而作出“退学处理”的决定后，并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其本人，该决定也没有得到实际的执行，直到毕业时田咏才被告知自己早已被退学，学校不发给毕业证、学位证和派遣证。田咏不服，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结果北京科技大学败诉。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写道：“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人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显然北京科技大学的做法违反了基本程序要求，忽略了学生应有的被告知权和申辩权，这构成了北京科技大学败诉的重要理由。同样，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北大败诉原因之一也是在作出不颁发给刘燕文博士学位、毕业证书决定时，缺乏正当法律程序。法院在判决中要求：“……该决定应予撤销。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应当对是否授予原告博士学位的决议，依法定程序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12
> （三） 救济途径的不畅
> “无救济即无权利”，惩戒权行使的任何不当都会损害学生的权利，若学生的权利被侵害而无法获得救济，则学生权利不复存在，因此畅通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渠道是保证受教育权充分实现的重要手段。
> 1． 行政救济。我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受教育者“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这是学生受教育权利的一个重要的救济渠道。然而此规定却有两点不足：一是法律和其他法规都没有对如何行使申诉权作进一步细化，而在事实上各高校里也没有专门负责受理申诉的机构和人员，没有时效规定，申诉范围以及处理期限，导致学生投诉无门，申诉权形如虚设，无从行使起。在刘燕文诉北大案中，原告自1996年权利被侵犯时起，连续三年向北大及国家教委申诉，但一直无法实现其权利的伸张。其二，该规定将学校处分和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加以区分，对学校给予学生的处分只赋予行政系统内部的救济机制??申诉权，也就是说，学生对学校惩戒不服的，只能通过行政途径解决。实务中，众多法院正是依据这一规定对学生不服学校处分直接起诉学校的不予受理。
> 2． 行政诉讼。如前所述，惩戒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公权力，那么公权力接受司法审查自是应有之义。我国教育法也规定了学生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此规定只允许就民事权利提起诉讼，而限制了大学对学生进行惩戒时的救济权利。而在司法实践中学生对学校提起的行政诉讼也往往遭法院以驳回或不予受理处理。受侵害学生为了求得救济，只好采取“迂回”战术以民事权利保护为名求受教育权保护之实。如陈阳诉孝感师专一案，陈阳因冒领同学汇款而被开除学籍，1998年陈阳向法院递交民事诉状要求学校立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及学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就保护受教育权而论，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是否能收到“异曲同工”之效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民事诉讼不能审查学校的决定，其结果难以解决退学处理问题，受教育权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而行政诉讼对此有着民事诉讼无可替代的优势：可以直接审查学校的处理行为。13而当事人以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提起民事诉讼，也往往被法院以“不属于民事受案范围”，不予受理或驳回。因此，大学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受到惩戒时能否提起诉讼成为了法律上的难点与盲区。首先，学校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问题。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被告要符合以下条件：1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2是做出了具体的行政行为；3是被指控并经法院通知应诉。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成为行政诉讼适格的被告。我国传统的行政法理论认为只有国家机关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学校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故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14这种“学校不能作被告”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而在实践中为法院所广为接受。然而，从学校与学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双方主体地位明显是不平等的，学校处于管理者和命令的地位，而学生则处于被管理者和服从的地位。正如行政法学者马怀德指出的“学校与学生这类关系不同于普通民事主体之间平等的法律关系，而是具有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性质的行政关系，在很多国家这类关系引发的争议通常均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所以用行政诉讼解决此类争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田咏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法院也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事实上，纵观海外各国，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大学都是被视为行政机关的，如法国，明确公立大学为行政机关，大学教师则是国家公务员；日本将大学视为行政法人；德国将学校作为公营造物来看待，而公营造物的管理则是典型的行政管理，允许学生提起行政诉讼的。其次，学生受惩戒能否提起诉讼。传统的观念认为学校对学生的处分是学校内部管理行为，过度干预会违背学校自治的理念。这种观念其实是受德、日“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的影响，即认为学校对学生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一般不进入司法领域。但二战以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学说受到了强烈的批评，而主张“法治主义”也应全面适用于“特别权力关系”，即便是在特别权力关系的“原产地”??德国，以联邦宪法法院的建立为标志，这种理论已受到彻底摈弃。在英美法系国家，虽无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但法律确认了法院对学校对学生的不利决定有绝对的司法审查权，学生可以对学校惩戒行为寻求司法救助，直至上诉到最高法院。我们认为给予学生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惩戒，不仅使受教育者痛失了学历文凭，痛失了优越的就业条件和收入的机会，而且被剥夺了追求知识、提升人生境界的权利，可能影响受教育者一生的命运。学生相对于学校而言，无疑是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消除教育法对受教育者诉权授予的模糊性，必须充分考虑受教育权作为宪法权利的意义和受教育者被管理的劣势地位，赋予其抗御侵害的充分手段。15因此校纪处分等惩戒行为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在我国的台湾地区司法部门的司法解释中对此作了精辟的法理阐述：“各级学校依有关学籍规则或惩处规定，对学生所为退学或类似之处分行为，足以改变其学生身份并损及教育之机会，自属对人民宪法上手教育之权利有重大影响，此种处分行为应为诉愿法及行政诉讼上之行政处分，受处分学生于用尽校内申诉途径，未获救济者，自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16
> 三、学校惩戒权与学生受教育权之平衡
> （一） 树立法治之精神，做到依法治教，以人为本。
> 由于受我国传统的师道尊严的教育伦理的影响，认为学生必须服从学校和老师，对学生严是爱，松是害，因此需要严管重罚。加之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管理思维尚未改变，学校往往将学生当成受教育的客体，而忽视其权利主体的地位，在这种前提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容易被视为管理与服从、教育与被教育、给予与获取的关系，学校居于主要地位，学生处于从属地位，学生的权益被忽视弱化也就成了必然。现代法治精神要求学校管理要尊重和注意保护学生权利，为此就要求对学校管理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法治的要求使得学校不能像过去非法治状态下那么自由和随意，这或许正是学校管理适应法治社会而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或反映。17能否切实保障和维护与受教育权相联系的各种权益已成为当前高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高校应转变观念，树立法治精神和维权意识，真正做到依法治教，以人为本，确保学生的受教育权落到实处。
> （二） 加强教育立法，建立起完整统一的教育法制体系。
>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立法虽然有明显的进展，但整体上来看，还有诸多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我国目前为止，仅有六部教育方面的法律，十几部行政法规，其余则是大量的行政规章和其他的规范性文件。首先教育立法缺位、跟不上时代的滞后的现象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难，致使学生受教育权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因此应加强教育立法及相关的配套法规、行政司法解释的建设。其次，应根据《立法法》对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进行清理。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明显存在层次过低的现象。如在对学生进行开除、勒令退学等改变学生受教育者身份的处分行为仅仅是由教育部颁布的行政规章来规定，明显是不够的，受教育权是宪法、教育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仅通过一个在立法法上属于最低层次的部门规章就可以剥夺，未免过于草率，本末倒置。此外，教育部的诸多行政规章规定的内容也与作为上位法的法律相冲突，如禁止学生结婚条款。再次，要规范对学校权力的授予、运行、制约和责任承担等问题。如前所述及，作为学生管理的主体，现行管理学生的规定大多是由各个学校自行制定的，对学生的影响也最大，与学生权益紧密相关。但由于缺乏对被授权主体的制约，各高校制定的管理规定往往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违背上位法。
> （三） 完善惩戒程序性规则，做到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 学校管理不仅要实体上合法，而且要程序合法，要严格按照正当程序规则的要求。学校对违规学生作出处罚时,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正当程序是目前高校诉讼案反映出来的一个较普遍的问题。在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坚持正当程序原则，是使学校的管理行为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保证，通过正当程序管理过程，规范权力的运行秩序，使权力的行使遵循符合法治精神的规范步骤和方式，避免管理运行的无序性、偶然性和随意性，保证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高效性。没有正当程序，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机会平等是难以实现的，其合理的请求权、正当的选择权和合法的知情权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为此，要改变过去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明文规定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严格程序，如原告的申诉、举报程序，调查程序；专门委员会听证并作出处罚前建议的程序，被告辩解和申诉的程序；具体实施处罚的程序等；要规定有效证据的范围，包括有关物证、证人签名的证言，有关单位的综合材料，违纪学生的检查书等；要引入事前的正式听证程序，尤其是涉及学生重大权益的处理决定作出前要给学生自我辩护的机会和对有关事实和证据的质认、确认权；要明确处罚通知送达的期限和送达回证期限。
> （四） 完善救济渠道机制
> 1． 完善学生申诉制度。现有的申诉制度过于简略、粗要，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对现有法规进行细化，明确受惩戒学生的申诉期限、时效和学校受理申诉的机构、申诉条件及学校行政决定的合理期间，保护学生的申诉权落到实处。此外，为了确保申诉的公正性，应考虑建立独立的中介机构来处理申诉，这个可以借鉴国外的非行政性中介仲裁咨询性组织，其作用在于对惩戒权的行使的有关纠纷予以调解或仲裁，这一组织的任务是对惩戒权予以区分和定性，在能调解时予以必要的调解，无法调解时或调解不成时进行初步的仲裁，判定双方是非。
> 2． 把惩戒行为完整纳入行政诉讼救济范围。司法救济是规制学校权力，实现学生权利救济的最有力之手段，是最核心、最后的疏导手段，因此为了最充分的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必须将惩戒行为纳入行政诉讼中。首先，应该明确申诉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通过申诉途径而没有得到救济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一来尊重学校的自治性；二来避免司法不必要、不合时宜、过度地介入到高校纠纷中，浪费司法资源。其次，将惩戒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对于因受纪律惩戒而被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的，法律应明文规定学生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给予司法审查以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对于受学籍惩戒的，由于涉及大学教学与学术问题，故凡关于重修、留降级、休学、停学的惩戒，不得提起行政诉讼而应通过行政救济予以解决。但取消入学资格这一学籍惩戒已改变学生的受教育者身份，故应允许学生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对因学术标准而不授予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基于学术自治及其专业性，学生也不得提起行政诉讼。
>
>
>
>
>
> 作者：高武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研究生
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修正)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４日第八届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７日第九届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环境保护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二）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
（三）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
（四）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
（五）污染者承担治理和补偿责任；
（六）全面规划、统一管理、分工负责；
（七）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应当重视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制定优惠政策，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鼓励资源综合利用，推行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和清洁生产，大力推进环境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应用。
第六条 公民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有权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并有权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
第七条 县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公安、交通、经贸、建设、铁路、民航、海洋管理部门和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机构以及军队的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国土资源、林业、农业、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保护和改善环境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组织城市规划和开发建设等活动时，应妥善处理建设、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防止因决策失误对当地环境造成损害。
第九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分类划定环境功能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自然生态区域、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水源涵养区域、河流调蓄区域、防风固沙区域、重要渔业水域以及人文遗迹、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著名溶洞、化石分布区、温泉等自然遗迹和古树名木的保护。
在国家和省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生活饮用水源地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及外围保护地带，严禁违反有关保护规定，进行可能造成污染和破坏的开发建设等活动。对已建的产生污染或破坏环境的项目，必须关闭、停产。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发展生态农业，防止土壤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盐渍化、沙化和贫瘠化；积极推广生物技术，生产有机食品；防止畜禽养殖污染，采取措施防止农用化学物质的散逸、流失；推广经济实用的秸秆综合利用的新技术和新设备。
第十二条 沿海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向海洋排放污染物、倾倒废弃物或者进行海岸工程建设、海洋工程建设、海上运输和拆船等活动，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森林资源，加强植树造林，提高林木覆盖率。
除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外，不得采伐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特种用途林等生态公益林。
第十四条 各级环境保护、农业、林业、水利、海洋、渔业、药品监督、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等行政主管部门，在物种引进、转基因技术或产品的生产和应用过程中，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生物技术环境安全工作。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区域开发和城市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加强对资源开发和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应当根据环境保护规划制定环境保护任期目标和年度计划，并认真组织落实。
实行环境保护政府主要负责人负责制，并将辖区环境质量作为考核政府主要负责人工作政绩的重要内容。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筹集环境保护资金，建立长期固定的资金渠道，逐步提高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占本地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并建立相应的考核检查制度。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在城市化进程和小城镇建设中的环境保护工作，严格按照城市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和建设布局。
第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区域环境综合整治目标和措施，加强对废水、废气、粉尘、固体废物、噪声、辐射、光污染、热污染、建材等污染的防治。对有毒有害及放射性物品应当实行集中处理和管理。
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危及人体健康和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当地居民公告，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
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的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固体废物集中处理、燃气化、集中供热系统、绿化、环境卫生、河道污染治理及其他环境设施的建设，并保证日常维护管理经费。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专门检查，每年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以及上级人民政府报告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情况。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
第二十二条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环境监测制度，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环境监测网络，严格执行环境监测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对环境质量的监测管理。
县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监测机构的监测数据，作为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依据。
第二十三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设立的环境监理机构，依法对管理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监督检查。检查时应出示省统一印制的行政执法证件，并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和业务秘密。
被检查者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隐瞒、拒绝或阻挠。
第二十四条 排污者应当依法缴纳排污费。缴纳排污费后，并不免除其消除污染、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责任。
对超标准、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的，除责令其限期治理外，征收二至五倍的超标准排污费或者超总量排污费；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排污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挪作他用。
第二十五条 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监督和指导。对在监督指导中发现的下列情况，由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督促处理，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不当或者处理有困难的，可由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处理：
（一）违反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批准建设项目的；
（二）应当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或者处理不当的；
（三）应当征收的排污费，不能全面和足额征收的；
（四）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直接处理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配合。
第四章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第二十七条 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规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和区域环境容量拟定，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执行。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包括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区域、主要污染物的种类及排放总量、需要削减的排污量及削减时限。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将本行政区域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排放总量指标内。
凡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控制指标的市、县（市、区），必须按规定标准向上一级政府缴纳超总量排污费。
在已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新建、扩建、改建项目的，必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削减已有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并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第二十九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各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指标。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分配，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科学、统一的标准执行。
第三十条 排污者应当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如实申报、登记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排放方式、去向，以及污染防治的设施、类型，并且提供有关污染物防治的技术资料。
需要改变前款规定的申报、登记内容的，必须提前三十日办理变更申报、登记手续。
第三十一条 排污者必须按国家规定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染物排放许可证；许可证应当明确规定持证单位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排放总量。
排污者必须在污染物排放许可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内，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
第五章 防止新污染
第三十二条 新建、扩建、改建项目或者技术改造项目，都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规定。
建设项目竣工后，其环境保护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主体工程方可投产使用。
第三十三条 对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必须由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评价单位必须提供完整、准确、规范的评价报告，并对评价结论负责。
第三十五条 大中型建设项目和特定项目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听取公众意见，必要时可进行公示或听证。
第三十六条 禁止建设污染严重的制革、染料、造纸、炼焦、炼硫、炼砷、炼汞、炼铅锌、炼油、选金、漂染、电镀、农药以及生产石棉制品、放射性制品等土（小）生产企业。
第三十七条 引进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建设项目，凡向环境排放污染物且国内污染防治技术和设施不能配套的，必须同时引进相应的污染防治技术和设施。
禁止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产业政策和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
第三十八条 禁止向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转移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技术和设备。
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技术和设备。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严禁不能用作原料的境外废物进入本行政区；确需进口废物作为原料的，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按规定经审查许可后，方可进口。
第四十条 省外废物进入本省贮存或者处置的，由引进单位报经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六章 污染的治理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污染防治技术的研究，重点研究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环境安全和生态保护等重大环境科研课题。
对污染严重的重点行业的污染治理技术课题，科技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科技人员攻关，并通过示范工程推广应用。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综合整治的要求，对污染严重的行业和企业规定污染治理目标和期限。排污单位应当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对污染源进行治理。
第四十三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市场的监督管理，指导和推动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保证环境治理工程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四十四条 排污者或者污染治理运营单位超标准或者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治理。
被限期治理的单位，必须按期完成治理任务。
第四十五条 排污者或者污染治理运营单位必须保证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严禁擅自拆除或者闲置污染防治设施。确有必要拆除或者闲置的污染防治设施的，必须按规定报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按照污水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的方法，逐步实现污水资源化。
污水处理厂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置排污口并安装自动监控装置，经处理的污水必须达到排放标准。
第四十七条 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产品实行淘汰制度。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采用淘汰工艺或者生产、销售、进口、使用淘汰设备。
第四十八条 城区内的排污单位因污染严重必须搬迁的，有关部门应当在投资、信贷、土地使用、能源材料供应和财政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一）在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风景名胜区、生活饮用水源地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违反有关保护规定造成污染和破坏的；
（二）拒绝、阻挠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环境监理机构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三）不按规定进行排污申报、登记及变更申报、登记，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
（四）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的；
（五）向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转移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或者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接受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的；
（六）省外固体废物进入本省贮存或者处置未报经批准的；
（七）不按规定缴纳排污费的；
（八）故意不正常使用或者擅自拆除、闲置污染防治设施的；
（九）采用造成污染的淘汰工艺或者生产、销售、进口、使用造成污染的淘汰设备的；
（十）未按照规定设置排污口、安装自动监控装置的。
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十）项行为的，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七）项行为的，除按规定追缴排污费和滞纳金外，处应缴排污费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八）项行为，故意不正常使用或者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防治设施，致使排放的污染物超过规定标准的，处二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擅自拆除、闲置大气、固体废物、噪声等污染防治设施的，处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截留、挪用排污费的，应当如数追回，对有关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但排污未超过标准的，应当给予警告，责令限期办理排污许可证，并按规定处以罚款。
不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或者无排污许可证超标排污的，由负责颁发排污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排污许可证。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不进行三同时建设，或者建设项目竣工后其环境保护设施不经验收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负责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环境影响登记表未经批准，为建设单位办理有关批准手续的，其批准文件无效；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无资格证书或者超出资质等级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或者评价结论错误造成损失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退回评价所得，并可处以评价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错误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降低评价单位的资格等级，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其资格证书。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新建污染严重的土（小）生产企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其停止建设或者关闭，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境外废物或者擅自进口废物用作原料的，由海关责令其退运，并可根据国家规定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已经造成环境污染的，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进口者消除污染。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被限期治理者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三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污染严重，缺乏治理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停业或者转产。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采用淘汰生产工艺或者生产、销售、进口、使用淘汰生产设备的，除按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给予罚款处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按管理权限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但对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所致，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责任。
因环境污染或者环境破坏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指控致害人，被指控致害人不能证明受害人的损害与其排污行为无因果关系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环境污染危害因双方责任造成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第三者造成的，由第三者承担责任。
第六十一条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进行调解，并可以根据调查结论对污染责任进行认定，制作污染责任认定书；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纠纷，由有关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当事人的共同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第六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有支持、包庇、放任环境违法行为，或者因决策失误致使辖区环境质量严重恶化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承担本条例规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对政府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监察建议和处理意见。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