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上，美女乘客大声叫我“法官”！/钟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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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平责任 分配正义 衡量要素 适用例
内容提要: 德国法系之所以借鉴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而创立公平责任制度，是为了在以过错责任为一般的前提下，让欠缺归责能力者例外地也承担责任。对其公平责任制度的形成史、学理基础与衡量要素的探讨，有助于澄清我国存在的一些对于公平责任基本问题的含混认识，以明确弥补损失的性质，在宽泛式公平责任与有限度的公平责任之间进行妥适的选择，并确定真正属于公平责任的情形。


公平责任中西均有，[1]且二者不无渊源。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开风气之先，为世界上首部规定公平责任的法典，奥地利、瑞士、德国依次踵继之。受德国法系的沾溉，诸多其他欧洲国家也确立了公平责任。与1922年《苏俄民法典》（其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承袭了《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第752条的衣钵）的影响有关，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亦设立了公平责任制度，《侵权责任法》对之未作大的更动。然而在公平责任的理解、适用例的确定等方面，我国均不乏有待澄清之点。在此背景下，为有裨我国公平责任制度的完善，考察该制度“原产地”的相应状况颇具实益。

一、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到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制度

（一）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

1．三位权威学者的见解

凡法律制度若非率性而为，莫不以某种法律思想为其先导。公平责任制度的先导即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2]格老秀斯、普芬道夫、托马修斯等人均探讨了侵权法问题。格老秀斯（1583-1645）首次对侵权责任作了一般条款式的阐述。其指出，错行是指与人类的共同利益或其特殊品质要求其去做的相悖的任何过错行为，无论作为还是不作为。如果此种过错行为造成了损害，根据自然法就产生了义务，即赔偿所造成的损害。[3]在强调过错乃责任前提的同时，格老秀斯也认为有时即使加害人无过错亦应赔偿。此类情形如：所有权人应赔偿其具有危险性的物品造成的损害；[4]对于在紧急状况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如失火时在没有其他保存自己房屋的手段的情况下拆毁邻居的房屋；砍断缠住船只而别无他法解开的他人船舶的铁索或渔民的渔网，行为人也应赔偿。[5]

普芬道夫（1632-1694）认为，如果行为人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对于重要情事缺乏认知，其出于非基于疏忽的错误而行为，是偶然事件在起作用，其从事了非自由意志性质的行动，事件的进程处于其支配之外，其处于强制、胁迫或者有约束力的命令之下，则不能将行动及其后果归算于行为人。因此，应判令儿童与愚人的责任不成立。归责并不简单地因因果发展而成立，毋宁说，其为评价性的判断，即如果特定的后果是由某人的理解力与自由意志引起的，其人即应对该后果负责。[6]另外，普芬道夫承认在例外情况下无过错的行为人应承担责任。此方面的见解如：紧急避险人赔偿给他人的财产造成的损害是公平原则（principle of equity）的要求；对于奴隶造成的损害，无过错的主人或者赔偿或者将奴隶交给受害人与自然公平（natural equity）相协调；动物致害时，主人即使无过错也要赔偿或者交出动物。[7]如果由于其无过错的不幸事件，富人侵害了穷人，对后者为一定的善行符合慷慨的要求。[8]

托马修斯（1655-1728）早期的见解与普芬道夫相近。[9]但在《褪下损害赔偿之诉的阿奎利亚法面具》（1703年，通常简称为《阿奎利亚法面具》）一文中，他放弃了过错原则，转而主张侵权责任的成立不以过错为前提。其认为，“正确的理性不仅主张，如同出于蓄意的意图做同样的事情，在有过失时我也应赔偿我造成的，损害，还要求如果损害是我造成的，但显然不是通过我的过错而是由纯粹的事件造成的，亦应加以赔偿。”[10]至于何以赔偿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有过错，托马修斯以公平为最根本的原因。[11]另外也自惩罚与赔偿的差异、主观权利的保护、受害人未行使防卫权而是主张赔偿等角度进行了论证。[12]值得注意的是托马修斯对于精神病人、未成年人承担责任进行的阐释。其指出，精神病人与儿童之所以应承担责任首先是因为患有精神病或未达至成年是精神病人与未成年人自己的特性，因此，由精神病或未成年引发的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而不能将不利转嫁给受害人，此为自然公平（aequitate naturali ）的体现。其次，面临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将要进行以及正在进行的侵害可以进行预防与防卫，因为前者并无侵害之权。同理，侵害发生后，可以要求由他们的财产中予以赔偿。再者，令精神病人与未成年人承担责任只涉及了其财产而未涉及其人身。[13]

2．与德国法系公平责任的异同

概括以观，格老秀斯、普芬道夫（以及早期的托马修斯）一方面主张损害赔偿的成立应以过错为前提，另一方面也承认在例外的情况下无过错亦应承担责任。为了证成后者，普芬道夫倚重的是自然公平。[14]就提及的例外情形来说，紧急状态下致害的赔偿、危险物品致害时的赔偿、主人对奴隶或动物致害的损害投偿责任与后来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并无关系：紧急状态下致害的赔偿实为牺牲责任（见本文第四部分相关论述）；危险物品致害时的赔偿属于危险责任的范畴；无过错的主人对动物所致损害的责任亦系危险责任（对奴隶致害的责任则早已丧失了存在的余地）。[15]惟普芬道夫所说的无过错的富人应对穷人进行一定的赔偿可谓宽泛式公平责任的通俗表述方式。后期的托马修斯以公平为依据放弃了过错原则，其说在总体上与现今的公平责任已无关系。不过，他以自然公平为主要理由对精神病人、未成年人责任的论证对于德国法系公平责任的确立颇具启发意义。侵害时未为防卫而嗣后可以主张赔偿这一理由后来也被一些论者用于证成无归责能力者的责任。可见，虽然三位学者的见解与后来的公平责任有着程度不一的差异，但公平责任的诸要点在其各自的学说中均已涉及：以过错责任为一般而以公平责任为例外；精神病人、未成年人致害时可成立责任，自然公平为其主要根据；当事人的贫富差异对于责任的成立有意义。

（二）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制度

《普鲁士普通邦法》第1编第6章之41-44条（ALR I 6 § § 41-44）为公平责任的肇始性规定。依其规定，若遭受了精神错乱者、痴呆者、七周岁以下的儿童的伤害，仅在不能就其监督人（Aufseher）、父母的财产获得赔偿之时，受害人可要求以加害人的财产赔偿其直接损失。[16]而此类人员所负的责任以不剥夺其必要的生活费用，并且在加害人为儿童之时尚以不剥夺用于获得与其身份相当的教育的金钱为限。[1 ]这些规定背离了过错责任原则而以“自然公平”（natiirliche Billigkeit）为根据。立法理由书并指出，无归责能力者[18]“是其行为的发动者，因此，其行为引起的损害由其财产进行赔偿是公平的”。[19]比如，就未成年人引起的损害来说，即使作为加害人的儿童的财产可以轻易地提供赔偿，也令无过错的受害人无法获得任何赔偿，显然严苛得与道德感相抵触，而借助第41 - 44条的规定，此种严苛性即以对于各方当事人来说均为适当的方式被消除了。[20]就精神错乱者、痴呆者所为的侵害而言，其理亦然。循《普鲁士普通邦法》开辟的道路，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1310条（结合第1308条）规定了精神错乱者、痴呆者及儿童的公平责任，1881年《瑞士债法典》第58条亦规定了无归责能力者的公平责任。前者较为周详，于 1310条提及了加害人是否有（自然意义上的）过错、受害人是否出于对加害人的保护未采取防卫措施、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财产状况三项用于衡量责任是否成立的要素。后者则颇惜墨，只有简单的一句：“出于公平的考虑，法官可例外地判令造成损害的无归责能力者部分或全部地予以赔偿。”[21]

德国法的公平责任制度出现得较晚但影响更大，其创制过程亦一波三折。预备委员会（1873年成立）时期，von Ktibel起草的分编草案债法部分第15号第8条（TE-OR Nr. 15 § 8）规定了儿童及处于欠缺意志决定自由状态中的其他人的公平责任。第一委员会将其删除，理由是此种规定不正当地背离了一般法律原则（指过错原则），且与共同法的做法不相契合。另外，该规定让法官留意迫切的公平考虑，但是并未提供确定的裁判规范相助。[22]公平责任的废弃激起了强烈反弹，第二委员会（1890年成立）遂决定重新引人之，并将其适用范围拓展至一切无过错致害的情形，而不再以无归责能力者致害为限。具体来说，二草第752条第2款规定了无归责能力者的公平责任，第1款则规定：“由于故意或过失不成立而在第746条至第748条[23]规定的情形中对其引起的损害不负责任者，在根据案件的情事尤其是当事人的状况赔偿为公平所要求的限度内，和不剥夺维持其适当的生计以及履行其法定扶养义务所需要的金钱的限度内，仍然应当赔偿。”在表决过程中，曾有若干委员对此种宽泛式公平责任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如：此举放弃了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返回较早发展阶段的原始观念；如此一来，以公平为由，人们即会处于这样的领域，“在此领域内，不再是确定的法律概念，而是多少有些变幻不定的道德原则与礼仪原则起决定作用”。[24]反对者在表决时落败，但受其影响，1895年，联邦参议院将二草752条第1款删除，而将第2款改作三草的第813条。[25]次年，三草被提交帝国议会审议，第813条得以通过，是为《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该条规定：“以不能从负有监督义务的第三人那里获得损害赔偿为限，在第823条至第826条所称情形之一里依照第827条、第828条对其引起的损害不负责的人，在根据情事特别是根据当事人的状况赔偿为公平所要求的限度内，和不剥夺其为维持适当的生计以及为履行法定义务所需要的金钱的限度内，仍必须赔偿损害。”至此，立法者回到了von Kubel草案的立场，往远处说，则是回到了普通邦法的立场。

二、学理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者以及《普鲁士普通邦法》等法典的立法理由对于被当作责任根据的自然公平并未作深入挖掘，而是点到即止。在此背景下，关于欠缺归责能力者[26]承担责任的学理基础为何，德国法系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一）公平责任学理基础的诸说[27]

1．引起说

《德国民法典》颁布前后，有些学者提出了引起（Verursachung）说为公平责任作学理上的阐释。比如，Gierke认为，德意志古法中12岁以下未成年人与愚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弱化的形式被晚近的民法典采用。就《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规定的无归责能力者的责任来说，其法律根据仅在于违法行为引起了损害。在此，责任的承担与过错无关，因为在概念的层面上无归责能力者的过错已经被排除了，并且不能认同让责任取决于与有归责能力者的过错相类似的意思欠缺的成立。[28]

2．经济承受力说

公平责任制度确立以来，一直有人专注于自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经济力量的角度为其提供说明。奥地利学者Unger为此方向上的早期代表。Unger认为，公平责任的真正内在正当化基础并非主观的、伦理性的因素，而在于客观的、社会性的因素。损害负担的分配理由是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双方均无过错的损害由根据财产状况较容易承受的一方承担。因此，赔偿取决于经济承受力。富裕与贫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律范畴。不过，此与现代的人道主义发展相适应，人道主义观念认为国家的任务包括尽力帮助经济上的弱者，并且在私法领域内，如果看来可以忍受并且适当的话，也实现财富使人负责（richesse oblige）的原则。[29]

3．具体的公平说

有些论者固守公平理念，认为公平责任的根据即在于公平。Hedemann最早提出了此种见解。他的论述是基于对Unger观点的反驳而进行的，认为经济承受力说或曰财产使人负责的思想可能是吸引人的，但是不能涵盖所有依据公平责任处理的案件。其指出，某些案件的生命力也源自第三项原则即公平责任，[30]但与一方富裕而另一方贫穷并无关系。比如依《奥地利民法典》的规定，法官应当考虑“是否受害人出于对加害人的保护未采取防卫行为”。其他法典编纂则至少有意识地以当事人的“状况”，而不仅仅以“财产状况”为立足点。[31]既然经济承受力说以偏概全，公平责任的唯一特征只在于公平。虽然很有弹性，它却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同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式。为从单纯的任意中得出审慎的、指明方向的路线而需要的确定性在于个案诸情事的现实性，亦即在于作为特定情态（Groβe）的具体状况。因此，现代损害赔偿法的第三根支柱应当被描述为具体的正义原则。[32]在Hedemann之后，Schirmer、 Leh-nertz等人亦采具体的公平说，但均语焉不详。譬如，Lehnertz只是从无归责能力者没有侵害他人之权，相反，他人享有不受别人侵害之权的角度进行了论说。[33]

4．危险责任说

有人认为公平责任实为危险责任。此种见解的代表人物Larenz与Canaris并提出了两点理由：首先，患精神病或未成年并因此而无侵权能力或仅有限制侵权能力者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别人构成了特殊危险。另外，突然丧失意识之人总是构成现实的客观、具体的瑕疵说[34]意义上的危险源。其次，在第829条的范围内涉及的是不幸损害分配，因此涉及的是危险责任的中心任务。[35]在突然丧失意识者给别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涉及的显然是不幸损害的分配。在适用第829条的其他场合，涉及的同样为不幸损害分配，因为违法但无过错的行为在侵权法的意义上亦被视作单纯的不幸。[36]

试论职业法官思维的构成及特性
Try talking about th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professional judge's thinking

● 王军伟


内容提要：现代司法理念对职业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官要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其工作成果要有极强的信服力，其办的每一件案件都要求做到公平、公正。这种职业特点要求法官要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但何为法官的科学思维方式？本文作者根据自身的体会以及中国法官队伍的现状，通过对法官思维与法律思维及法律人思维三者含义的界定、法官思维的基本构成、法官思维的主要特性三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论述，以展现作者理想中职业法官思维的应然形态，并意图达到为培育现代法官职业思维方式提供某些参考的目的。文章分三部分：一、作者通过对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法律思维、法律职业者思维与法官思维有关论述的分析，对认为“法律思维是法律人的思维”以及“法律思维包含法官思维”的观点提出质疑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即认为应将法律思维理解为“一切涉及法律知识领域的思维”(Thinking about the law)，而非特指“法律人的思维”(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法官思维是指作为法官这一特殊法律职业群体所具有的思维，它与法律思维之间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外延交叉的概念，不能相互包含。通过这样对法律思维、法律人思维与法官思维三个定义的界定，为全文的论述作了铺垫。二、提出了“法官思维由法律逻辑方面的思维（即法律思维）、案件事实方面的思维以及法官形象方面的思维构成”的观点，并对三构成分别进行了分析。三、将职业法官思维的特性进行了概括，认为职业法官的思维应具有周密性、确定性、敏捷性、独立性、专业性、程序性六个特性，并分别进行了论述。（正文字数：9200）
关键词：法律思维 法律人思维 法官思维

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就是让法官成为一个具有特殊而鲜明的专业特征的职业。该职业的一个特殊性表现，就是要求职业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其工作成果具有极强的信服力。严格而言，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其所办的每一件案件均不能出差错，都必须给民众以一种“公平的”、“正义的”、“应该这样判决”的感觉。否则，法官的威信就很难建立，法院的公信力也就难以提高。然无法否认，法官亦是活生生的人，其所作的每一次裁判都是其思维活动直接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法官的思维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要提高法官的威信，法官思维的科学性就显得非常之重要，对职业法官思维的研究也就非常之有意义。

一、法律思维、法律人思维与法官思维之区别：质疑“法律思维”的一种传统理解

“思维”一词,在英语中为thinking,它来源于拉丁语tongere，是指运用智能寻求问题答案或寻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人脑的活动 。
由于思维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高度抽象性，在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对“思维”这一概念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甚至在同一领域，也常常存在着认识不统一的现象。例如对“法律思维”的认识，当前学术界的观点就很不统一。王泽鉴先生认为,法律思维是指（法律人）“依循法律逻辑，以价值取向的思考、合理的论证，解释适用法律” 。何勤华教授认为法律思维包括两个涵义，一个是站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立场上来思考和评价周边存在的一切人和事；第二个是在说一件事、想一件事或做一件事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法律的要素，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和法律相联系 。郑成良教授则认为，法律思维就是在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过程中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或称思考的方式 。还有学者从思维的主体出发，认为法律思维“是指法律理论、实践工作者，运用法学原理、法律原则和规范对法律事物、现象进行认知、思考、评价和阐述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种特有思维方式” ；“法律思维方式是职业法律群体（法官、检察官、律师）根据法律的品性对人的思维走向进行规范、概括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技术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 ；“法律思维是法律人的思维” 等等。
从上述一些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学者将“法律思维”与“法律人思维”等同起来，认为法律思维就是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或称法律人）的思维。笔者以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本文论述将涉及“法律思维”与“法官思维”两个术语，故需在此先作一翻界定。
任何被当作概念使用的术语，都是人们为方便思想的阐述而创造出来的语言表达工具，因而在使用一个概念术语时，自然应遵循便于表述、符合人类使用习惯的原则。正如著名法学家凯尔森所言：“我们对自己智力工作中想当作工具的那些术语，可以随意界定，唯一的问题是它们是否将符合我们打算达到的理论目的，一个在范围上大体和习惯用法相符合的法律概念，在其他情况相同时，比一个只能适用于很狭窄现象的概念显然要好些” 。将法律思维仅仅界定为法律职业者（法律人）的思维，至少有两方面缺陷：其一，与普通的社会民众对其字面上的理解不符。对于一个未接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人而言，似乎更容易将“法律思维”一词理解为涉及法律知识领域的思维（即有关“法律”的思维）(Thinking about the law)，而很少会理解为特指法律人的思维(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其二，会造成概念资源的浪费。就方便表达的角度而言，“法律思维”与“法律人思维”两个术语不差上下，而用这两个术语去指称同一思想内容（即法律职业者的思维），不仅无实质性意义，而且会染上论述不统一之嫌。更何况当我们要对“一切涉及法律知识领域的思维”用一个简便的术语进行表达时，我们又将很难找到一个比“法律思维”更切当、更直观的字眼。因此，与其将两个概念术语用于表达同一内容造成概念资源的浪费，还不如解放出一个容易使人误解的概念，去表达一个更符合其直观意思的思想内容。即用“法律人思维”去表达法律职业者、法律理论工作者的思维(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而将“法律思维”定义为“一切涉及法律知识领域的思维”(Thinking about the law)，这样不仅容易让人理解并接受，也更符合概念的效用。
从以上理解层面出发，笔者更倾向于将“法律思维”理解为一种运用法律的逻辑，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和价值取向来反映、认识、指导、评价事实、行为和现象的人脑抽象活动，他仅仅是指一种思考问题的思想活动过程（或方式），这种思想活动并非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群体（或称法律人）所专有，而是每一位普通民众都可以享用。例如某人在与他人签订合同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合同条款进行仔细斟酌，思考哪些条款符合法律规定，哪些不符合法律规定、可能会导致法律上的无效，进而作出了筛选，这里他就运用了法律思维，我们不能因其非法律职业者而否认这一点。而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者等法律职业者、法律理论工作者的思维可称之为“法律人思维”(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法官思维(The judge's thinking)是指“法官”这一特殊法律职业群体（即法律人之一）的思维，是“法律人思维”中的一种，但与“法律思维”之间却无相互包含关系，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外延交叉的概念。本文对于法官思维的论述正是基于这一前提而展开的，这与当前学术界某些认为法律思维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法律人）的思维的观点并不一致。

二、法官思维的构成：法律思维、事实思维及职业形象思维

思维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有本能，是人与生俱来的。法官首先是一个人，所以普通人最基本的思维能力法官同样具备。出于篇幅及文章主题考虑，本文不对法官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会个体所具有的思维进行论述，而将探讨的重心放在作为一名职业法官所应有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上。这种更高层次的思维能力是对法官这一职业群体所独特要求，超越了其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具有的本能思维能力。
在法治社会，法官是民众心目中正义的化身，是大量纠纷争端的终极裁决者。因此，围绕公正解决社会纠纷的一般程式来研究法官思维，是非常可行的思路。从依法裁判社会纠纷（或称断案）的一般规律来看，法官审判一件案件，至少涉及法律逻辑方面的思维和案件事实方面的思维，而从公正断案的角度考虑，又必然涉及裁判者形象方面的思维，这三者实际上就成了法官思维最重要的构成 。
1、法官的法律思维
法官的法律思维（这里仅指本文前述所界定笔者所理解的“法律思维”），即法官之法律逻辑方面的思维，是指法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通过逻辑推理，正确理解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法律规定，切实领会有关法律规定的价值取向、精神实质和立法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处理社会纠纷的能力。用文字表述的法律规定往往是抽象的，特别是有关法律原则、立法精神的规定。不同的人，对同一法律规定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在适用同一法律条文时，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是由于语言文字表达本身所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缺陷，以及人脑的思维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和复杂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法官是法律职业中最重要的活动主体,是法律得以运转的主要操纵者,在法律适用领域，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应该具有最权威性。易言之，法官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应为社会民众（至少是大多数人）所认可和信服，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成为最权威的裁判者。而对于法律规定的理解和适用，又必须依靠思维来完成，如何使法律规定从抽象化过渡到具体化，实现个案具体公正的处理，是法官法律思维要完成的任务。
笔者认为，法官在具体办案过程中的法律思维可分两部分：
（1）、对案件涉及之法律规定表层含义进行的思维。首先，法官在接到案件后，要初步明确案件可能涉及哪些法律问题，目前有关这些问题的法律规定（包括诉讼法）现状如何；其次，根据法律规定的内外在要求以及有关权利义务之规定，结合案件具体实际，分析本案已符合哪些法律要件，欠缺哪些法律要件，欠缺的要件对法律适用或依法处理的结果可能造成哪些影响；第三，由于思维本身是一个脑力运动的动态过程，因此，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案件事实的不断明确化，法官的个案法律思维也必须要不断有所变化，要与诉讼进程、逐步查清的法律事实形成互动，同时，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法官还要时刻思考如何确保审判的程序公正，如何更好的贯彻诉讼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最后，在适用法律时，法官还要通过法律思维找出解决有关法律条款相互矛盾的办法，解释适用此条、排弃彼条规定之充分理由，以及可用于准确表达案件事实及裁判结论的文字和语言。
（2）、除上述对法律规定表层含义进行思维外，法官还要具备更深层次的法律思维，即能通过思维从更深的层面去把握法律规定背后的法学原理、法律原则、立法目的以及涉及的本国法律文化等，特别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尚无相关的法律作出规定的情况下，这一思维更显得重要。从某种程度讲，这一思维也更能体现出法官的价值，因为他要求法官要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一书中例举过“海因斯诉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一案。 该案中，一个16岁小男孩在河岸一处铁路线上伸出的跳板准备跳水时，被铁路公司所有的电线杆上掉下的高压线电死并被击入河中。在孩子母亲所提出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双方提出了两种相互抵触的比喻。铁路方律师将事故发生时男孩的地位比为非法入侵私有土地者，因而主张该土地所有人对他不承担应有注意的责任。原告律师则争辩说，跳板以上或以下的空间是属于国家的，因而该男孩应被视为类似于公路上的行人。下级法院采纳了被告方提出的那种比喻并驳回了原告方的起诉。然而上级法院则接受了相反的观点，撤消了原判，撰写此判决理由的卡窦佐法官指出，双方各自的比喻类推从逻辑上讲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正义和理性要求被告承担赔偿的法律责任。这一案件中上级法院的法官就运用了比下级法院法官更深层次的法律思维。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法官根据“正义”与“理性”这些深层次法律理念对案件作出了判决，无疑更令人信服。
2、法官的事实思维
法官事实思维，简单而言，是指法官在审查案件事实方面应具有的基本思维能力。法官断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处理纠纷，其所作出的裁判结果也不可能有公正性与权威性可言。但是，法官所面临的案件事实都已经“成为过去”，不能再现。这一事实只有亲历者和目击者知晓。而亲历者和目击者作为一个有情感的人，由于受各种利害关系以及自身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往往不能如实地、客观地陈述已经发生了的事实，甚至出于某种利益考虑，会对这些事实进行违心陈述或故意歪曲。因此，法官如果缺乏缜密的事实思维能力，就容易被歪曲的事实所迷惑，进而作出错误的裁判。可见，事实思维对法官而言同样至关重要。
法官事实思维要完成的任务是：运用基本的因果关系、辨证关系、逻辑推理等哲学方法，以及法官自身的社会经验，对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静态的、凌乱的、孤立的和不完整的证据，按照事物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基本的逻辑推理规律进行综合裁剪，并根据内心确认为有效的证据,进行头脑思维加工,建构一个“合情合理”的、符合一定逻辑发展轨迹的动态的“电影画面”——法律真实，而且尽最大可能使这一构建出来的法律真实为社会公众所认可和接受。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实，任何人都能通过一定的思维活动，形成自己的一个判断，只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实的判断趋近客观真实的程度会存在差异。法官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其对案件事实方面的思维当然要比其他人要求更高。表现在：（1）、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应该是“最佳”的、最具权威的，能吸收或反驳其他一切人的判断。（2）、他人的判断可能是片面的、或只涉及了一些事实片段，而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必须是全面的、能形成一个事实体系。例如在一起杀人案件中，有如下一些证据：死者a的尸体、一把沾有a血迹的匕首、犯罪嫌疑人b留下的指纹、目击者的证言。据此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判断，如有人会说a被杀了，有人会说a被人用刀杀了，也有人会说b杀人了，或着b杀了a了，等等。这些判断能反映事实的某个侧面或者一个片段，但对于法官而言，这还远远不够。法官首先要对上述证据材料之真伪及相互联系进行分析、确认，并以这些证据材料为根据，加之必要的假设和推理，形成如下完整的事实体系： b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在何种主观意识指引下，怎样杀害a，并导致a死亡的后果，同时，凭现有证据，合情合理地排除了a自杀或被b以外的人所杀或因其他意外事故死亡的一切可能。这些其实就是靠法官事实思维得到的成果。
当然，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活动体，法官所要处理的社会纠纷带有普遍的复杂性，有些还可能涉及一些技术性问题。法官并非是万能的，有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协助解决（如技术鉴定），这不仅需要，而且是必要的，此不属本文论述范围。
3、法官对自身职业形象方面的思维
法律思维与事实思维对于法官办案固然重要，只有通过这两方面思维，法官才能做到查清事实、依法断案。但法官要树立权威，让自己作出的裁判为社会公众所信服，使公众认可法官在依法公正断案，还应具备对自身形象方面的基本思维。
“公正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还要以让人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让人看得见的方式很多，包括审判公开、程序公正等，而法官形象方面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恐怕还没有一个职业对于从业者的形象要求象法官职业这样高，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官就是正义的化身，法官个人的行为不检点或品质恶劣，都会使公众对其实现法律正义的能力产生合理的怀疑。态度冷漠粗暴、轻易表达容易引起他人误解的言语、在审判中对一方当事人表现亲密等，都会影响到公众对法官司法公正的内心感受。
某当事人曾向笔者指称某法官素质很差，当笔者问其何以见得时，其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这名法官曾处理过他起诉的一件案件，还没开庭审理，该法官就对他说这个案子他肯定要输。“还没对事实进行过调查，怎么就这么肯定自己会输呢”，他开始怀疑这名法官是不是与对方当事人有关系，想籍此威慑其撤诉。所以在接到法官的判决书后，他根本未仔细斟酌过判决的理由，就以裁判不公为由向上级法院提出了上诉。虽然二审法院的认定与一审法官原来的认定并无区别，事后他也得知该法官与对方并无任何关系，但在他心目中，已对这名法官留下了“素质很差”的印象。我们且不论这名法官的业务素质如何，其法律思维与对案件事实方面的思维是否合格，但至少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这名法官对自身形象方面的思维是有欠缺的，而恰恰是这一思维不到位，轻易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影响了其在当事人心目中的形象，使自己的裁判不能很好地为当事人所接受。当法官在没作出裁判之前就已给了当事人一种不公正的印象时，如何能够使他们相信裁判的公正呢？所以时刻对自身行为是否有利于保持中立、公正形象进行思维，对法官而言同样至关重要。
法官对自身形象方面进行思维的内容可以非常之广，包括正确理解评价法官形象之标准，理性思考哪些言语、举止、仪表、社交会对法官形象产生影响等。就思维的目的而言，法官要通过对自身形象的思维，正确选择合适的言语、举止、仪表、社交，并通过这些看得见的途径，使自己表现出公正形象。具体而言，在言语举止方面：法官应通过思维，能判断何种言语对自身公正形象会产生影响，如何表达才能使当事人对自己的中立形象不产生合理怀疑，在特定场合对同样的意思应该如何去表达，如何避免自己的某些细微行为给当事人带来不公正的印象等；在仪表方面，法官应当能考虑到怎样的穿戴，保持何种气质、态度，才能使自己表现出平和、冷静、稳重、持中，使当事人对自己更加尊重和信任；在社交方面，法官应善于思考跟何种人交往不会影响法官形象，进出哪些场合不会损害自身法官形象等等。

三、法官思维的应有特性：培育法官思维的一些具体标准

对于法官思维构成的研究，仅仅是使我们在对法官思维进行分析时，将更具科学性和条理性，而对于培育法官思维的最终目的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法官思维所要达到的具体标准，实际上这一标准就是通过职业法官思维所应有的特性体现出来的。在重视法治的社会，民众对作为社会纠纷终极裁决者的法官往往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法官被看作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为了能明辩错综复杂的社会是非，匡扶社会正义，法官必须要有超越常人的智慧和过人的本领，而这些智慧和本领又必须通过思维来获得，因此，法官的思维应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性。笔者认为，职业法官思维的特性至少应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1、周密性。法官的任务是要解决社会中已经发生过了的纠纷（即 “已过去的事”）,社会中的纠纷形态各异，案情有殊，其复杂性往往是书本上、理论中难以找到的。法官要查清案件事实，并在浩瀚的、原则性很强的法律规定中寻找到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离不开周密的思维。这一特性要求法官在思维过程中要做到全面、严密，不放过任何一个与案情有关的小细节，要穷尽案情发生的一切可能，梳理清所有证据、所有细节之间的矛盾和相互联系，并最终理清案件事实发展的来龙去脉，形成最接近客观真实的法律事实，使依此作出的裁判更具说服力。国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法院在一次审理某信号兵失职指控时，由于信号兵坚持说自己在事故发生期间一直挥舞着信号灯（在履行职责），且有证人证明了这一事实。最终法官认定该信号兵未失职，作出无罪判决。退庭后信号兵却承认，尽管自己当时确实一直挥舞着信号灯，但事实上信号灯并没有亮着！而对于这一重要事实，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却没有注意，也并未去查明，致使这名失职的信号兵逍遥法外。法官在这一案例中的思维就缺乏周密性，在他看来，只要挥舞着灯，灯就一定亮着，这在常人的思维中也许是很正常的，但对于法官而言，却不应忽略一个尽管可能很少发生的情况，即拿着一盏不亮的灯在挥舞，本案也恰恰是因法官忽略了这一细节，才导致裁判错误。
2、确定性。法官思维的确定性，是指法官在断案过程中，其思维要有追求确定性的倾向，这是实现法律的确定性这一司法功能要求的必然结果。法官拥有着平息纷争、生杀予夺的权力，必须小心翼翼地行使，不能草率而为。诉讼的性质是将社会纠纷尽量按照法律的普遍性和形式性的规则和程序使之转化为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加以调整，而诉讼过程中法官的职责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公正地审结案件，使法律调整的动态利益关系及时明确化、公正化、稳定化，决不能在案件事实尚模糊不清、是非混淆的情况下，就草率作出裁判。法官的确定性思维要求法官的判断结论总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无可妥协，只能断然决定，即要么是a，要么非a，而不能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即便是调解，也必须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双方的意愿进行，并在形成确定的调解方案后，才能结案。否则，不仅不可能做到公正处理纠纷，还可能制造出大量的冤假错案，这对于法律的权威、法官的威信、法治社会的建设都将是非常危险的。可以说，未达到内心确定，法官的思维就不可能结束，案件就谈不上办结。
3、敏捷性。法官思维的敏捷性要求对任何时候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要灵活、快速的作出思考和反应，这不仅是当前我国法院系统十分重视的审判效率的要求，更是法官职业特点和诉讼性质的需要。诉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诉讼开始启动到最终终结（甚至延伸到终结之后），随时随刻都有可能出现新情况、新证据、新问题、新疑点，而这些又可能会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带来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有些情况一旦消失，就不会再次出现，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法官必须要具备敏捷的思维能力，要善于捕捉随时可能出现、又随时可能消失的各种对案件审理有影响的新情况、新证据、新问题、新疑点，以及与案情有关的每一个小细节，并及时利用这些细节重新审视、验证案情，使案件裁判出差错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
4、独立性。法官思维的独立性，是指法官的思维要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独立展开，不受任何他人的影响和干扰，包括独立于本法院的院长、庭长、其他法官、上级法院法官，以及其它机关、组织、媒体和个人的影响和干扰，不能人云亦云，要独立思考，并独立地对案件作出裁判。因为相对于亲自参与案件审理全过程的法官而言，其他任何人对案件经过的了解都是片面的，其依片面的了解对案件作出的论断也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法官如果不具备独立的思维能力，就容易被他人的言论所左右，无法保持中立，这样也就很难做到公正裁判。
5、专业性。司法活动是一种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专门性活动，法官代表国家依法承担定纷止争、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必须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因此，法官不是一种大众化职业，而是一种专业很强的职业，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担任法官。这正是国外许多法治发达国家强调严格法官遴选程序的原因之所在，也是当前我国推行司法资格考试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官在思维活动中，要充分体现出这一特性。不管是复杂的社会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鸡毛小事，法官都能通过专业性思维，用合适的、规范的、专业化的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将现实生活抽象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用专业的眼光去看待，凭专业的理论去处理。
6、程序性。法官思维的程序性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诉讼是一个严格依法定程序进行的过程，法官的思维也要严格按照这一进程逐步推进，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要表现出不同的思维侧重点。如在查明事实阶段，要侧重于事实方面的思维，不能为了适用法律而去查明事实；在事实查明后，为了依法作出裁判，又必须将思维侧重点放在法律思维上，思考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另一方面，法官思维要围绕追求程序上的真而展开，将追求如何在程序上表现出法官在依事实、依法律进行公正裁判作为思维的一大重任。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目标，正如前述，法官处理的案件事实都已成为过去，没有人能让这些已消失的事实原原本本地再现，法官只能根据事实发生时留下的痕迹（证据），经过科学思维，形成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推断，并依法对此进行裁判。尽管这一严格依程序推断出来的真实仍可能与现实中的真相不相吻合，甚至相差甚远，但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最大可能地接近现实真相，而公众看得见的，据以对法官是否依法查清了事实进行评价的，也仅仅是这一程序意义上的法律真实。拉德布鲁赫曾讲过：“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 可见程序对司法活动的重要性。因此，严格依程序查清法律事实是法官在诉讼中的主要任务，也是唯一能完成的任务，法官思维所追求的事实真相也只能是程序意义上的真相。这就要求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如何在程序上表现出公正进行思维，即法官思维要体现出程序性。
以上是笔者对作为一名职业法官所应具备的一些思维特性进行的简单概括，笔者仅希望能通过本文的论述粗略展现笔者理想中法官思维应然的形态。当然，对于当前我国法官队伍现状而言，有些观点可能还停留在理想化层面，但对于已明确将“依法治国”作为长远的治国方略的国家来说，根据法治社会高标准来逐步培育法官职业思维，进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业法官队伍，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